大概是在六代以前，我的先辈从徽州江村发脉，而后搬到了江苏乌江。江氏堂门唤作“笔花堂”，这个名字的由来颇为传奇，传说是我的先祖进京赶考时，夜里梦到了皇榜考题，就按照梦境指示去准备试题。结果应试那天发现确乎如此，一朝金榜题名，梦境得以应验，“笔花”由此得来。
“梦笔家声远，倚楼世泽长。”这是我们江氏宗族的姓氏对联。对联肇始，江氏开端。“泽”字按照班辈来排，应为“袭”字。江氏宗族共有16字班辈排行，我的曾祖父为国字辈，祖父为宗，父亲为祖，我为相字辈。2014年，江氏宗谱修订过一次，原来的班辈已经用罄，又请草圣林散之新拟了16字，即“承先继后，家业光辉；子孙绵延，才德谦让”。
在我4岁的时候，日军进入南京屠城。8岁那年，祖父因病去世。我的祖父在当地享有声望，他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忠厚品性，在乌江桥北开了一家猪行，买卖牲畜，毫厘入袋，成了当地有名的士绅。他活了一甲子的光阴，生养了一儿一女，也就是我的父亲和姑姑。
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光，既不是赚取佣金差价受乡人敬仰，也不是作为乡贤在林蒲玉镜庵主持敬香，而是生养了我的父亲和姑姑。姑姑尚未嫁人，就病故了。姑姑的死也藏有玄学，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我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姑姑在家占卦，说是父亲不会离世，她会离世。不料一语成谶，不久姑姑就真的因病去世了。
父亲曾经说过：“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无奈，他是家里的独苗。也许是想延续祖上的辉煌，也许是想摆脱积贫年代的脆弱。在那人多地少、青黄不接、饥饿感如影随形的艰难岁月里，父亲依然生下了五儿二女。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们兄妹七人，除了四弟因饥荒没挺过来，加上另一妹妹夭折，剩下的五个兄妹都活了下来。
父亲小时候念过私塾，受过正统文化熏陶，长大后子承父业，与人合开猪行，生活也还凑合。但祖父去世之后，我们家开始家道中落。家庭稍有起色，则是在解放后，那时政府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家被定性为贫农，分到了六亩良田，收割上来的粮食够一家人吃了。1950年大哥做搬运工，两年后我参加工作，我俩作为大家庭里的两大劳动力扛起了这个家。至此，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步得到了改善。
我们家以前不住那，住在原老宅后面。祖父兄弟三人，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分家的时候分到了一间堂屋，顺势选在屋前盖了间房。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家里面孩子太多不够住，就和人协商以田换田，才在现在住的地方盖了房子。房子是父亲盖的，费用是我大哥出的，因为那时候我工资低，一个月才17元，参加工作一年后才转正。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就是1952年，家里条件还不宽裕。那时我在家里割稻子，接到通知要到桥林区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废保甲制，以区、乡、村为区划单位）报到。我出门连像样的鞋子和衣服都没有，还是问人借了身衣服去的。桥北乡只举荐了10个名额，因为我家庭成分好，就被幸运地推荐去了。经过身份审核，最终筛选出了7个人，另外3个则被淘汰。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走到桥林天色已晚，也没有车，都是徒步走过去的。
学习半个月后，1952年8月1日，我被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分配到桥林轧花厂担任职工。1954年，又调回乌江，半年后入团。不久，桥林成立基层供销合作社，分管陡岗、石桥、乌江等地。1956年，我被调至桥林合作社。1958年入党，然后被提干。那时桥林有家国营商店，我被提拔为商店经理，同时身兼支部委员，委员共有5人，我是分管组织的。1962年，调到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人秘股，当时供销社和国营商店上下共有1100多名员工，我在那里负责人事关系。
到了1957年反右，整党整风整社，开始流行大字报。1962年，我因工作调动，去了江浦，那时我的大女儿出生。随后，中央发生内部斗争，社会局面开始动乱，不久中央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我被组织选中到扬州平山堂（江浦县当时归扬州专区管理）学习，三查四报，汇报社会关系、经济情况、家庭成员，接受组织审查。1964年，又在句容县天王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学习了七八个月。当时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去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精神，改变农村生产方式，要让百姓吃得上饭，避免自然灾害的再次发生。当时国家很困难，我们去的时候，连肉都吃不上。
1966年5月16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暂停，文化大革命随之兴起。当时农村的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看不懂文件内容，以为只是短暂开展教育运动，实际上反腐运动最后演变成了阶级斗争——写大字报，揪走资派。中央内部甚至还出现了两派——革命派和保皇派，我们县也相应形成了对立两派，一个是江浦工农兵总司令部，另一个是炮联，这两派进行武斗，我们县还打死了三个人。
那时候社会很动乱，人们白天不敢上班，晚上也不敢出门，我就回来了，回来不久就生了大儿子。毛泽东随后派解放军支援部队下来，统一管理，稳定地方局势。当时我被调到江浦县全无敌战斗队，他们选我当副队长，在这种多事之秋，我担心惹祸上身，没有应允。解放军来了之后，开始搞“斗批改”，把我们集中编组学习，学习几个月才回来。江浦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被调到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信访室，管理文件档案，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工作2个月后，又接受审查，说我是反革命。
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管理档案，可以看到党内刊物《参考消息》，这种报纸在当时只有科级干部才能看到，一般百姓是看不到的。我午睡的时候带了一份报纸回来。一天，我的兄弟江相传从乌江来看我，他从没有看过这种报纸，感到很稀奇，就把报纸带回了乌江。他把报纸给了他弟弟江相华看，他的弟弟后来被抓受审。这种报纸只有科级干部才能看到，审查人员就问他是怎么看到这种报纸的，于是就把我供了出来。
当时江浦县归六合专区管理，江相华被抓后，组织准备枪毙他，原因是他纠集了一批年轻人在乌江桥北成立反动组织，加上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人。其父是江浦县原民团副总长第三大队队长，手上握有不少命案，建国前就逃到了香港。革命时代有着异于常态的逻辑，能让人啼笑皆非。命运此时也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使其生死悬于一线，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时六合专区撤销，划归南京市管，这一关键时刻的县域调整，让江相华的半条命捡了回来。
当时组织把我认定为新型反革命，派人跟踪监视我，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所以也不怕被人监视。当时我在永宁农场参加劳动，县委书记王培林和县人武部申部长过来视察，我心里有委屈，就去找他们诉冤。县委书记说，老江你别着急，你有问题的话跑不掉，没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冤枉你的。我跟他原本并无交集，唯一有交集的是文革时期揪造反派，我们保护过他，所以对他来说有知遇之恩。县人武部部长看到我说，老江你的肚子气鼓鼓的，里面有一定有冤屈，我们是来给你放气的。
1969年，江浦县的革命形势趋于缓和，某天王书记打电话过来，通知“斗批改”小组放人，让我去组织部报到，之后我被调到陡岗公社，任社长助理。平反之后还能出来工作，说明我确实没有问题。次年，就生了小儿子。我还记得当时被部队送回去之后，老伴抱住我，笑着对我说，我们又有了一个儿子。
1975年，王书记看到我说，老江你的两边鬓发已经渐白，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可以跟我说。我说，我身体不好，希望工作能调整到合适的岗位，于是王书记就通过组织部，把我从陡岗调到了桥林，任镇长助理，两年后调到桥林粮站当主任，相当于二把手。到了1979年，家里小孩多，照顾不过来，我向县粮食局要求，想调回林山工作。
1979年，国家扩大公检法，就把我调到了法院，我本来不想去的，但法院的老院长坚持让我去，于是就去了。当时我是助理审判员，从基层做起。到了1982年，想要获得城市户口不易，中央最后一届老干部退休，其子女可以替父顶职。我的大儿子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于是就把他调到了陡岗供销社。1984年，朱镕基上台，国企改革，我托人找关系才把大儿子安排进去，哪知道供销社形同虚设，每个人给了6000元买断工龄，就算了事了。
我是1958年入的党，我肯学习，爱学习，在县委办公室看过很多内部文件，如果不是文化水平低，我的人生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小时候在我们村的陶家巷，有个国民小学，那里的老师跟家里长辈说我念书用功得很，上课眼睛都是盯着老师看的。我这一生过得既顺遂，又不平凡，但也算很不错了，我在我们村男性同辈中寿岁算是最大的，能活到今天，我已经感到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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