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志梅：论水浒故事的经典化盛志梅：论水浒故事的经典化
古代小说研究
百家号01 2607:51宋江事有史可征，但水浒故事却是查无实据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故事，在附会史实的基础上，从民间艺人的书场逐渐走到了文人的案头，从口头艺术到书斋文本，它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民间传说的增色绘事，也有说唱艺人的辛苦创作，当然更多的还是舞台传播的影响，使得每个梁山好汉都有血有肉的成长起来了。文人的创作，只不过是最后的打磨，同时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到题材之中，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水浒传》，一部借梁山好汉的传奇经历思考文人出处进退的大书。
下面将我的观点分四部分略陈如下，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1
世间本无梁山故事，宋江等（三十六人）流寇草贼，与民间流传的武松、鲁智深等草莽英雄故事无涉。
在早期文献记载中，我们只知道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被官府追剿。如《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记载“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1]
《东都事略.侯蒙传》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1]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载：“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略京东，径趋沭阳。”[1]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
在这些文献记载中，除了宋江，我们对这支“啸聚亡命”的队伍中其他成员的名号所知甚少，遑论其他。这就为后来者敷演故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水浒故事最早出现在宋代书场的，并不是宋江等核心人物，而是那些到了梁山之后很少露面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人。
罗烨编《醉翁谈录》：“夫小说者……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言石头孙立……此乃谓之公案; 论这……青面兽……此乃为朴刀局段; 言这花和尚、武行者……此为杆棒之序头……”[2]
罗烨生平不详，《醉翁谈录》的成书也是众说纷纭，此条记载也没有提供可供研究的故事，只是说明几个英雄人物的绰号而已。
早期的书场并没有出现一个简单的以梁山为核心的武装组织，也没有举什么大旗，以梁山为根据地的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更是未进入大众的视野之内。也就是说，彼时，“梁山团伙”及宋江、晁盖等领导核心成员，均没有在宋代书场里出现。
根据后世的水浒资料推测，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朴刀类的《青面兽》公案类《石头孙立》应是描写水浒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孙立的故事。很明显，“他们”在说书艺人那里应该是单打独斗的，与梁山事业和宋江哥哥“不相干”。这些故事是以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及其使用的武器类别来区分的，带有鲜明的书场商演色彩。
联系后来成书的《水浒传》，最精彩的部分不是在诸位英雄上山之后，反倒是上山之前的个人成长经历，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鲁十回、林十回、武十回等。而且他们的故事基本都是单线发展，多头并进，很少交叉，甚至也很少出现长篇小说独有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情况。这显然是书场个人故事形成在先所致。
2
宋江未征方腊，也从未举过“替天行道，保国安民”的大旗，在当时官方、民间的印象中，宋江是大盗。
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出土的墓志铭等文人手笔，都提到先征方腊，后收宋江，不存在宋江征方腊之事。（当然，也有一些史料记载，为了洗白宋江，甚至模糊、颠倒宋江、方腊的投降时间 ，如《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皇宋通鉴长编记事本末》等，均记载先降宋江，后擒腊，并将宋江拉进了征方腊的队伍之中。这与大部分的史料、出土实物相龃龉，不足采信。）
北宋李若水的诗文集《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诗前八句叙述宋江等三十六人从起义到受招安的事，是目前所知关于宋江的最早文字记载:“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赦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3]
此诗后面几句对“去年”朝廷招安宋江等三十六人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次“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认为“不如下诏省科徭”，方是治本之良策。宣和六年，李若水曾于济南府府学教授任上，因捕护功授平阳府司录。因此他的这首《捕盗偶成》应该就是记载的亲身经历。
宋江等人横行河朔，是历史上发生的真人真事，政府费力征讨，社会影响较大，官方对宋江的态度是敌视的。参与征讨的将领及其亲朋、后人都认为这是其人生中可旌可表的一件大事，故在个人经历中要记录一笔，尤其是盖棺论定之墓志铭，更是绝对要旌表一番的。
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除了前面所提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记载《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还有出土实物证明，如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记载其先征方腊，后收宋江的赫赫“战功”：“宣和元年，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1]
这篇墓志铭出自其女婿之手，所说事迹当不会有误。从这个墓志铭上也可以看出，方腊就擒在先，宋江被收在后，征方腊之事不可能发生。
早期大量的史书记载都视宋江等人当作“贼”“盗”、“草寇”，就是文人撰写的文学作品，如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也还是杀人放火的“强人”面貌：“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 放火杀人 ……劫掠子女玉帛, 掳掠甚众”。[1]但此书认为宋江：“立号既不谮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有为宋江洗白之意。
自此之后，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性质出现转折，开始了具有文学意味的史书撰写。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不仅宋江等人上了梁山，有了根据地，而且梦见了玄女娘娘，得了天书，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号，提出了“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的宗旨。
《水浒传》的基本框架打造出炉，恰如胡适先生曾说的“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4]对这个问题，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这里就不多谈了。
但毋庸讳言，《大宋宣和遗事》很简略，大概只讲了三大段故事，一是杨志卖刀杀人，伙同孙立、李进义等十二人往太行山落草的经历，二是晁盖等八人智劫生辰纲，结拜杨志等十二人往梁山落草事，三是宋江杀昔上山。
前两个故事属于群体事件，叙述简略，没有塑造英雄的个人形象，第三个故事中写宋江的上山过程比较详尽，但对其形象也基本是粗线条勾勒。至于其他英雄个人奋斗历程，则集体留白。更多的细节和人物塑造有待后来者的补充完善。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底本的拼凑性质。恰如鲁迅先生所说：“《大宋宣和遗事》……口吻有大类宋者，则以抄撮旧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5]水浒故事的整体面貌和价值取向还有待完善。
3
戏曲、说唱艺人对梁山故事从主题到形象全方位定调子。
梁山好汉的传奇故事，不仅在书场流播，也在舞台上传唱。通常，我们一说水浒舞台戏，大家就想到元杂剧中的水浒戏。
事实上，在元杂剧之前，水浒故事已经被搬演于舞台之上。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诸杂大小院本”条目下就有关于卢俊义故事的院本《闹元宵》， 在“拴搐艳段”条目下还有一部院本名《打虎艳》，[6]可能就是武松打虎的故事。
元杂剧中的 “水浒戏”非常丰富，据王平统计，目前所知，明初之前已有 34种“水浒戏 ”（包括存目）在社会上流传，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 《李逵负荆 》、《双献功 》、《燕青博鱼 》、《还牢末 》、《争报恩 》、《黄花峪 》、《闹铜台 》、《大劫牢》、《东平府》、《九宫八卦阵》等十种。[7]
“实际上元代的30多种 ‘水浒戏’对水浒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 《水浒传 》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并直接影响到了 《水浒传》的成书。”[7]
确实，正是在舞台上，我们的梁山英雄成长起来了，他们不再是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谈之色变的大盗，而是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有传奇经历的绿林英雄。
早在 1920年 ,胡适便研究过“水浒戏”与 《水浒传 》的关系。他指出:“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 这是万无可疑的事 。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 。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 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8]
关于水浒戏对《水浒传》成书的影响，先贤时哲们都有比较充分的研究、论述，我就不再赘述了。总结起来看，元杂剧对梁山故事的形成贡献有三：
其一，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团伙”。
首先表现在提出了鲜明的聚义宗旨，第一次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插到了梁山上。如无名氏所作《争报恩三虎下山》：“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在康进之所作的元杂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中，也有“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宣言。
其次，有了领导核心，宋江的人生轨迹基本勾画完成：“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生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共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了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双献功》）
其二，梁山队伍不断壮大稳固，人物形象逐渐立体、丰满。
由历史事件“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到《李逵负荆》、《双献功》，队伍扩大到“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一百单八将第一次全体亮相。主要人物如宋江、李逵、武松、燕青等人成为具有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的英雄形象。
比如李逵基本都是喜剧化的，且充满了正义感。燕青基本都比较清秀、正直，二者在《水浒传》小说中的形象素材主要来源于此。但水浒戏中的好汉们仍然具有草野脾性，甚至在某些作品中仍然把他们描述成匪气十足的强盗, 如无名氏《三虎下山》中正旦直称关胜:“正是贼的阿公。”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中宋江也说:“风高敢放连天火, 月黑提刀去杀人。”
水浒戏这种不协调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水浒故事在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还保留着过去民间传说的“大盗”底色，提醒我们，水浒戏有自己的文本独立性，但也难免会受同时其他水浒故事的影响，从而在行文时会出现矛盾之处。
同理，民间水浒故事传说的很多要素也是小说所无法全部继承的，书场、舞台、民众口传、文人书写等不同的传播场域，并行、共时传播着不同版本的水浒故事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正是俗文学传播的复杂性体现。
其三，水浒故事在民间说书场、戏剧舞台上的道教文化色彩越来越浓，直接奠定了《水浒传》的文化底蕴。
回顾水浒故事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水浒传》的道教色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故事的成熟逐渐形成的。如前所述，水浒故事在南宋市井说话艺人那里就是单个的互不相涉的故事，如“石头孙立”、“青面兽杨志”、“花和尚”等人，分别散置在“公案”、“朴刀”、“杆棒”等说话门类中，还看不出道教的影响来。
在大约产生于元代初期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梁山故事已初具规模，内容包括杨志卖刀、劫取生辰纲、私放晁天王、宋江杀惜、玄女庙受天书、张叔夜招降等。
其中“玄女庙受天书”讲宋江为躲避官兵追捕，走入玄女庙。无意中得了一卷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
从此梁山众英雄有了“天罡地煞”的天赐身份，元杂剧《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楔子》中所写“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哪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正是沿用了这个身份。水浒故事的道教风骨开始孕育形成，水浒英雄已经加入道籍，他们的事业也得到了上天的默许，具有无上的使命感和神密色彩。
4
文人精心打造出一部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清醒的自省意识的案头小说——《水浒传》。
水浒故事从书场转移到文人的笔下，才真正开始了灵魂改造之旅。在书中，作者多次利用道教活动、道教人物、道教思想为小说的布篇谋局、情节推演、人物命运张纲举目，渲演背景，上述水浒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衍变形成的道教风神被保留并发挥。
道教在《水浒传》中的表现，首先是起到全书框架作用的三次罗天大醮。即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引出了天罡地煞的出世、第71回众好汉齐聚梁山，公孙胜主持罗天大醮，定纲领、分座次，梁山事业发生了质的转变，由原来的啸聚山头的绿林好汉团伙变成了一个有行动纲领的组织团体。
99回睦州征方腊结束后，宋江做罗天大醮祭奠阵亡兄弟，实际上是要交代幸存者的人生归宿。
战争结束后，还朝的27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宋江、卢俊义等人，执意于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梦想，决意回城请功，继续报效朝廷；燕青、公孙胜、武松、鲁智深、李俊、童氏兄弟等人的人生观是一致的，秉持着“功成身退”的信念，怀揣着对朝廷的不满和失望，他们选择出家（坐化）、归隐、逃离……
总之，这场罗天大醮之后，梁山彻底瓦解，兄弟从此云散。宏观来看，每次罗天大醮在客观上都是结束一个局面，推动小说进入另一个叙事阶段，其结构意义非凡。百回大书，正是由这三次大规模的罗天大醮支撑起来的。
其次，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还安排了三位代言人，帮他接力完成小说道教底色的渲染。祖天师洞玄真人是第一位，正是因为他几百年前预见性的锁住一百单八位魔星，并留下真言：“遇洪而开”，才有了“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的天罡地煞故事。
正是由于道教神力的作用，才使得一百单八人具有了先天的叛逆性格，并因此被道教仙人控制的宿命。除了这位祖天师，作者还为好汉们在人间的成长道路安排了人生导师，罗真人、玄女娘娘各负使命而来，目的是完结这一干人的“历劫”，指引众人“各自须寻各自门”。
罗真人是梁山事业最早的谋划者，开创者。梁山事业之肇始，正是因为他指示徒弟公孙胜下山，主动要送一套富贵与晁盖。设若没有公孙胜的出现，宋江如何杀昔？杨志怎能卖刀？林冲又何必枪挑王伦？更不用说梁山众好汉的座椅次序，杏黄旗的字号，都是公孙胜（罗真人）打的底稿。
诸事完备，公孙胜悄然退出。以后再出山，可不是这样不请自来了，不经三请四拜，罗真人是不肯应允的。并一再嘱咐徒儿不要久恋富贵，要他“遇幽而止，遇汴而还”。
作者在这里借罗真人表达了对梁山事业的看法，即征辽功成是梁山事业的顶峰（这个意见在第八十五回宋江拜见他时再次被提出来）。如果此时能“返本穷源”，则无后面的兄弟惨死。看来金圣叹腰斩水浒之梦，也不是凭空而做，他是真的读懂了作者苦心。
如果说公孙胜是梁山大业的开创者，宋江则是梁山事业的领跑者，宋江到梁山的使命就是为众人，为梁山谋个出路。
庆功宴上，他让乐和唱出了“愿君王早降招安诏”的呼吁，令李逵、武松等人大为不满，但抗议似乎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因为宋江在上山之前，就已经在还道村拜了师，领了九天玄女娘娘“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为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
宋江的一生经历确是遵娘娘法旨而行，为了摘掉草寇的帽子，他“遇宿、“逢高”多方谋求、委屈求和；陈桥驿忍痛自罚、南征北战牺牲众多弟兄而无怨无悔，终于“替天行道”，得了一个鸩酒皇封，死后哀荣极盛。这一切都是谨遵娘娘法旨的结果。
玄女娘娘应该是梁山大业的实际操盘者，她的意志支配了宋江的行动，宋江的行动牵引着众好汉的行动，最后将罗真人创立的梁山堂而皇之的消灭了。
一百单八将的人生不可谓不轰轰烈烈，但却留下无尽的遗憾：“千古英雄两掊土，暮云衰草倍伤神”。作者对蓼儿洼的夜哭冤魂伤心不已，仍旧不忘给宋江补一个死后荣封——对于儒家的传统价值观，恨并爱着，这也许是历代文人共有的心病了。
作者在矛盾纠结中完成了对传说中草莽英雄的文人书写和经典价值观的改造，使得这个故事成为文人忧世情绪的经典代表，但显然已与历史上的大盗“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故事主旨相去甚远了。
宋江和公孙胜等人的人生结局，其实是作者的一个“天问”——人生归宿，成名还是逃名？
这是一个令历代读书人烦恼的老问题。传统的儒家教导读书人走宋江等人的道路，为主竭忠尽责，生当鼎食死封侯。而代表普世价值的道教则告诫人们盛极必衰，乐极悲生，一个人最大的圆满是能够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急流勇退。
从小说叙事来看，罗真人与玄女娘娘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正是作者本人的矛盾不决之处。表面上道教追求似成为小说的主导精神，但作者骨子里最伤心也是最纠结的还是代表儒家价值追求的宋江等人的结局。
综上，北宋大盗宋江三十六人起事之史实，经过民间说唱、舞台戏剧演出、最后被文人整理、完善，编撰而成《水浒传》。在这期间，水浒故事逐渐改变了作为史料的实录性质，转变为具有传奇色彩和道教底蕴的文学作品。
文人的忧患意识、自省意识也逐渐渗透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改变了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的“大盗”本色，赋予其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成为儒家入世理想的精神祭品，使得《水浒传》最终成为文人表达焦虑心态的经典作品。这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经典化历程。
参考文献：
[1]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2]罗烨.醉翁谈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李若水.《忠愍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4]胡适.胡适文集[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鲁迅.鲁迅全集[G].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G].北京：中华书局，1959.
[7]王平.“水浒戏 ”与 《水浒传 》的传播[J]东岳论丛，2005（6）:113 119.
[8]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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