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孙欠谀
有两件事已经不记得了：一件是什么时候知道“杂志”这个东西的；另一件是哪一本杂志是我的“第一本”。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些杂志是我还记得的，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留下印记的。
启蒙的《红旗》
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们家所在的滇西山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不通电的，但通邮，大人孩子们的阅读除了供销社偶尔卖连环画外，就是一周一次由山外拉煤车捎进来的报刊，最常见的杂志是《红旗》，订阅到了生产队。“红旗”两字是毛主席写的，“红”字写得特别棒，左边的偏旁是个连笔的“三道弯”，右边的“工”字是个“回头弯”，封面是一成不变的白底红字，有时碰上位置高的国家领导人去世，也用黑字。对于小孩来讲，那本杂志并不好看，没有图画，没有故事。生产队开会的时候，经常拿《红旗》来读，全村人坐在打谷场上，男人们抽烟、聊天，女人缝鞋底、喂奶，孩子们在一旁玩“躲猫猫”，我也顺便也记住了一些名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彭罗陆杨、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三世界等。
《人民中国》上的鱼
一天，我父亲从省城带回一本外文杂志，叫《人民中国》，用纸非常讲究，很光滑，后来知道那叫铜板纸，虽然看不懂，但知道是一本向国外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风光物产的杂志，按照现在的定位，那就是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最让人眼馋的是中缝彩色图片上是一条黄澄澄的“大鱼”，油炸淋汁装盘，色香味呼之欲出，鱼能做成那个样，简直是到了极致。当时也不知道那道菜叫什么名，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它的名字叫“松鼠桂鱼”。现在只要在餐桌上看见这道菜，就想起40年前的《人民中国》。在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一个饿着肚子的孩子面前出现一条“松鼠桂鱼”，简直是惨绝人寰。
经常丢失的“红小兵”
《红小兵画报》是属于我的第一本杂志，月刊，5分钱一本，一年6毛，不可想象吧。天津出的，就是一本低幼读物，以政治为主，兼顾学习生活，在我启蒙的词汇里，有一个词叫“阶级斗争”，记得特别牢，和这本杂志不无关系。整个公社就一份，是我家的，因为稀有，常遭人惦记，所以经常丢，一年下来，到我手里也就3、5期。经常丢的还有我爸的《航空知识》，为此我爸经常和邮电所的人发生争执，最后干脆把话说开“杂志就是你们中间的人拿的。”从此以后，丢杂志的事就明显减少了，第二年，全公社订有三份《航空知识》，除了我家的一份，另两份的主人是邮电所两名职工。文革后，《红小兵画报》改名《天津儿童画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两本《苏联画报》
历史上，中苏两国曾有过很好的感情，中国也出过《苏联画报》，后来两国感情破裂了，《苏联画报》也不见了，原来的旧刊也多藏与民间，不敢示人。40多年前，滇西某县城里两支都自称“捍卫毛主席”的队伍打了起来，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叫“武斗”。斗争中，县图书馆被撬开，尘封已久的图书被一抢而空，其中有早年存下的《苏联画报》。某日，我随父母去公社小学一老师家串门，被告知有两本《苏联画报》已经辗转落草到了他们家，问：想看，不想看？于是，主人悄悄关上门，从衣柜上面取下画报。那是我第一次从另外一个角度接触这个叫苏联的国家，多是讲普通民众生活的，男人很帅，穿军装，女人穿布拉吉，孩子上学的条件比我们村小好很多。其中一本插页是一幅世界名画，画面是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半躺着，大人们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很快把这页翻过去，书页瞬间夹住了孩子的目光。
两份《少年文艺》
上小学以后订了《少年文艺》，先订的是上海版的，后来发现还有江苏版的，也订了，好像都是每月一毛二。一个农村孩子的阅读就是从两份《少年文艺》开始的，除了《少年文艺》，还有大量的连环画、报纸，还有一些小说、童话，凡是能找到的报刊、书籍都要读。这个时候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已经培养起来，每天要写日记，写人写事写自然，都是自觉地去写，摘抄好词好句，和同学比，谁摘的多，谁的句子好。《少年文艺》一直到初中都在看，记忆最深的是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们还专门在班会上讨论过这篇小说。
《大众电影》上的争论
1979年，我来到了县城上初中，发现还有《大众电影》、《电影之窗》这样的杂志，接着还有《大众影评》、《电影故事》，省吃俭用去县礼堂卖电影票的窗口买，很久很久才能买上一期，翻来覆去地读，阅读大量的电影故事、影人故事、花絮、剧照，电影是“心灵鸡汤”！《大众电影》封面一般都是明星大头照，封底是剧照。记得这样一件事，1979年，某期《大众电影》封底上刊登了一幅《水晶鞋与玫瑰花》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剧照，一个新疆“老革命”给编辑部写信，愤怒地指出：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资产阶级杂志。这件事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几个月后，“双百方针”恢复，成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新体育》让我痴迷于体育
1982年，我来到了州府上高中，大量地阅读体育类杂志，《新体育》、《足球世界》、《篮球》、《乒乓世界》、《武林》、《田径》。除了阅读体育杂志，还研究比赛规则，还曾经因为班级篮球比赛小组得分计算出现问题，拿着《球类裁判手册》去找体育老师论理。所有体育杂志中，我最喜欢《新体育》上关于各种大赛的报道，《新体育》有个记者叫何慧娴，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她收放自如驾轻就熟的文笔实在对我影响很大，那个时候也正是女排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写的大量关于女排的东西让我热血沸腾，曾一度激励我想成为一名体育记者。何慧娴后来成了一名体育官员，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北京申奥时还在奥组委工作。
最后的坚守《三联生活周刊》
工作以后，我先后订过不少于一百种杂志，但到现在，我只保留了《三联生活周刊》一种杂志。给儿子倒是订了不少，可惜他不看。对杂志报纸的阅读，对于我谈不上影响人生，但培养了读和写的习惯。想起这些，我就觉得特别充实。
（建行云南省大理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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