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沈阳兵、排长班长、作家、心理医生之间，所有的情节源自5年前的汶川地震救灾前线。沈阳兵面对灾变生死等大悲恸情绪失常，但没能得到有效的心理救治。作家因为作假报告而懊悔、因为争功而愧恨，并进而发展成精神焦虑，故而来心理医生的诊所“体验生活”。排长班长因独占了本应属于沈阳兵和他共享的荣誉，5年来饱受失眠煎熬，来请医生给他“催眠”。医生因参加学术会议无暇坐诊，巧妙地把排长交由作家诊治，同时通过电话对作家进行指点、问诊与治疗。作家借沈阳兵一事向医生问责，医生为自己的失职而深深自责。最终排长、作家和医生都释放了内心的焦虑，得到了有效治疗，只有沈阳兵却不知“怎么样了”。这个故事关注了心理治疗的相关问题。心理疾患的存在是相当普遍的，在小说里它存在于新兵、军官、作家、甚至心理医生身上。但人们对心理疾患的忽视与忌讳却根深蒂固。沈阳兵心理失常，被他的连队视为耻辱；排长精神焦虑却不敢直接面对，只想用“失眠”和“催眠”逃避；作家怕被人们看作精神不正常而伪装成“体验生活”；如此等等。在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小说中心理医生的话也许应该为人们记取：“在我看来，大多数有心理疾患的人包括精神异常的人，都是内心高贵的人。是内心中的那份高贵使他们比别人更敏感，更容易自伤，所以我特别反感鄙视心理疾患和精神疾患的态度。”这个貌似浅层的故事却能显示出作家对时代问题的敏锐反应及其深厚的人文关怀意识，显示出作品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向度。
环境催眠的故事。小说提到，从广义催眠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暗示和催眠是无处不在的。《催眠》特意讲了几个关于“环境催眠”的故事：排长为了维护集体荣誉，而接受了如同“偷”来的二等功；医生为了完成《关于突发战争中的群体性心理应激反应》而放弃了对沈阳兵的救治；作家为了证明和维护自我的能力与尊严，而运用手段通过“活动”抢了一个三等功；排长和作家因为不愿牺牲别人尤其是“机关”相关人员，而做了违心的演讲。他们三人都基于环境的要求，作出了有着堂皇理由然而悖于内心良知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们都接受了“环境催眠”，环境的压力使他们作出了无奈而又必须的非正常行为。小说借作家的躺椅对“环境催眠”进行了象征性的表述：你一旦躺上去，就会产生与躺椅的环境要求相应的反应而很快地进入催眠状态。一个人进入不同的圈子，为了生存下去必得遵守和适应圈子里的观念和规则，并主动将这些观念和规则植入大脑来指导行动，自觉接受环境的催眠；不能接受环境要求的，则心理焦虑甚至精神失常。小说通过四位主要人物的不同反应与结果，显示了在强大的环境要求面前，人要么坚持清醒而疯掉，要么接受催眠而放弃自我——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小说通过集体对于个体自我的压制、龌龊的潜规则、长官意志、以及部队机关生硬的行为方式的描写，对这种普遍存在无法摆脱的充满荒诞意味的环境因素，表达了批评与警醒的态度。小说中不断搅扰排长睡眠的、轻轻的“你醒醒”的声音，则是作品乞望读者对于环境催眠保持警醒态度的象征性表达，和对于纯真世界的殷切呼唤。小说结尾处说“生活中处处有暗示，关键看你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暗示”，然而从小说前面的情节看，在强大的环境面前，这种接受暗示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个人的手里。因此，《催眠》给予的启示，则是良性环境催眠机制的建立是无比重要的。这种良性环境催眠机制应当是人性化的，通往人性的真与纯，鼓励生命的善与美。
人性的故事。小说展示了人性的美好与复杂。灾区那个10岁的小姑娘，镇定、乖巧，她体谅连续救灾疲惫不堪的战士让他们去吃饭和休息，她要求先救受伤流血不停哭泣的表姐，其实她的伤比表姐严重得多并且命悬一线。在小说里，小姑娘是人性善与美的象征。沈阳兵的内心世界在小说里被留白了，但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于生命的珍视与面对灾难时的巨大悲痛，一如那位抱着马头流泪的哲学家，内心涌动的是深深的对于人类的爱与面对不幸的哀伤。同样，排长长达5年的失眠、作家的“精神洁癖”、医生的坦诚相见，都体现了人的那种内心的“高贵”。这种人性的真纯美善与“高贵”，似乎应该成为形成良性环境的基础，然而事实并不如此。虽然排长、作家、医生都坦诚地把心里的焦虑讲了出来，但如同医生说的那样，人们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内心完全袒露出来。人们难以坦诚面对的部分，正是对于人的行为有重要决定作用的人性恶的深层。医生之所以要制止作家继续深入探求，是因为他深知人性善与恶的冲突是与生俱来无法规避的，而作为人类道德洁癖象征的对于浅层恶的行为都会万分拒斥的作家，一旦发现人类无法摆脱的人性恶的深渊，那么他将会陷入巨大的无法自拔的精神危机。同时，作品对于人性的深入探讨，也回应了前两个故事中的问题：人性中深藏的至善与至恶，决定了环境与人的永恒冲突，决定了人与自身的永恒冲突，而人类的心理疾患，也将与人类共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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