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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宗教人士常见的信仰危机，就不难理解众生普遍的道德沉沦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救度众生，难就难在世人的痴愚，即所谓的“自我迷失”。这个“自我迷失”指的是常人在生活中根本找不到真实的自己，即“真我”，而只是听凭“假我”的驱使，去做那些违背人类善良本性的坏事。在大碑楼这件事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人心。秦相府的阁天楼被焚，秦相决定派人到灵隐寺“暂借些大木修楼”，声明“转年等皇木来了，我必如数奉还。”秦相吩咐下人：“你等到灵隐寺去，和尚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赶紧回来，千万不可倚着人情势利，欺压和尚。”这番话真正是骗人骗己。你不想一想：你是宰相，灵隐寺哪敢不肯相借？谁敢得罪你？这不就是巧取豪夺吗？还是他的心腹手下最理解了自己的领导。如果不了解自己的领导，那些恶奴们怎么敢强行拆毁灵隐寺的大碑楼？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有了官民冲突，领导同志和官兵同志的立场也一定会站在自己一边。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领导可以“暂借”，下属就可以“索贿”。几位管家接到领导借木头的指示之后，意见发生了分歧：秦顺认为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苦差”，但秦安不以为然：“兄弟你不行，吃这碗饭，寻岔子多，到那去不提说借，就说相爷有谕，拆他的大碑楼盖阁天楼。和尚必不叫拆，必托人见咱们，就得给咱们三千两五千两的。然后再跟和尚借大木，和尚借了，咱们就回相爷，说和尚卖给相爷，相爷再给几千，咱们四个人一分，这不是两头剩钱。”看到秦安这段妙论，也就理解了某些现代国人的真实心态：领导不给任务，他还找不着茬子来中饱私囊呢！换句话说，他们的所谓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将别人的钱“合理地”装入自己的腰包。人怎么就不想想：这样做是不是伤天害理？！作恶的当事人也许根本不会这么想，但后来的事实却不得不让人思考——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自己彼此“打”了起来？你们真的相互要打架吗？为什么彼此伤害得那么重？究竟是济公作法，还是众恶奴遭到报应？“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对的，就没有错误！”——这就是这类低劣生命的人生宗旨。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奸相的家奴，并不代表百姓。然而，事情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即使劳动阶层，难道就是先进阶级吗？小说叙述秦相府堂谕拆大碑楼修盖阁天楼，瓦木作土工“内中就有好人，一想：‘和尚庙里不容易，不定费多大事，化的缘修盖这座楼，一旦之间就拆了，作孽不小。我别作孽，我用铁铣把瓦掇拢，反正也正二百钱，不犯上作这孽事。’正在这里思想，济公在旁边用手一指，这人从楼上一滑，吊下来，七八丈高落在地上。下脚实地，并未摔着。自己一想：‘好险，我幸亏未拆楼，我要拆楼，定然摔死，必是有点说处。’自己站起来溜了。就有真拆的，自己想得开：‘拆完了修秦相府的楼，做两个月的活，修秦相府楼完后，那庙还得动工，又做两个月工，半年的活工有了。’正在那里拆卸，济公用手一指，那人由上面摔下来，正坐在一块三尖石头上，把粪门戳破了，这小子扒着家去歇了半年的工。”大碑楼事件看似寻常，但对这些担任“拆迁”任务的“瓦木作土工”来说，却是其生命真伪性质的一次严格检验：你将人的道德视为首要，就不会“作孽”；你将金钱看作生命，就必然无恶不作。人们常说“利令智昏”或“利欲熏心”，如果叫我看，当利益占据一个人的全部头脑时，这个生命的真我已经彻底。或者说，这个生命上已经不存在了！生命的本质不是肉体，而是主宰这个色身的元神。当元神被物质利益麻痹之后，这个生命已经进入休眠状态了。生命的主宰者已经是那个“假我”，却再也不是“真我”了！你看这个小人，明知道拆庙不对，对“半年的活工”这一既得利益“自己想得开”。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今天的许多民工、拆迁工人，以及那些热中于施工的人们——今天建，明天拆，后天再建，为的就是一个“钱”字！多少百姓被他们强行驱赶出家园？多少居民被无数工程折腾得哭不堪言！在他们眼里，发不义之财就是发财！不义之财来得快！如果将这些生命的金钱观念剥离出去，它们除了躯壳，还能剩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 恶人毒世，常人昏昧——因为恶人毒世，所以，常人昏昧。对于充斥着无数这类低劣生命的人类社会来说，是再危险不过的了！《济公全传》藏玄机之十二恶者害佛，善恶分明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特点：叙述优于描写。相形之下，描写更容易流露作家的思想倾向。这并不是说中国作家不长于描写，而是指中国作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中国人更喜欢在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客观”叙述中，融入自己对生活的含蓄批判。描写色调浓烈，而叙述线条稀疏。以广亮火烧大碑楼为例。作家并没有过多“分析”广亮对济公的仇恨，而只是写了他派徒弟纵火的情节。但在稀稀落落的文字里，却透露出意想不到的丰富信息。广亮知道济公晚上在大碑楼上睡觉，就想让徒弟夜里放火烧死济公，“以报前仇。” 广亮对济公的所谓“前仇”无非就是诬陷济公不成，反被方丈责打等几件小事。同是僧人，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而且，你广亮作为一个出家人，还身居监寺之职，是众僧人的言行表率！你能不知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造无边罪业吗？如果是普通僧人，谁都不会这样做的。奇怪的是广亮就这样做，他身边还有一群徒弟助纣为虐：志清、志明负责监视济公，必清则担任纵火大碑楼的使命。这些人也不问问自己皈依佛教是干什么来了，难道是来当特务的吗？难道是来学习杀人放火的吗？必清“头次放火，被济公一泡尿，撒了小和尚一脑袋，把火浇灭。二次又放火，把大碑楼点着了。”头次放火被浇了一脑袋尿，这不是济公在点化于你么？怎么还不醒悟？第二次继续作恶——说明这个和尚可不简单，不仅恶念泯灭了良知，而且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济公早知一切因缘，躲过此难，“由大雄宝殿出来，哈哈大笑说：‘人叫人死天不肯，天叫人死有何难’。”这是再次点化罪僧。可广亮见济公没死，一意孤行，又将火烧大碑楼的责任一股脑推卸到济公身上。这就是说，这些人是明知故犯。不仅明知故犯，而且，广亮还知道济公是度世救人的活佛。世界上有谁能做出这等丧心病狂的事情来？恐怕只有大奸大恶之徒！广亮要害的就是佛！因为只有害了佛，才能毒害更多的众生！有佛在，魔的毒世计划就不能实现，就无法得逞。后来，济公化缘修复了大碑楼。但秦相家人要拆大碑楼，盖相府阁天楼。济公 出面阻拦。广亮想借奸相之手害死济公：“师弟，你既敢挡不叫拆，四位管家大人现在里面禅堂坐着，你去找去。可怕你找出乱子来，你接不住。”那意思很清楚：我就盼着你惹场祸呢。要惹上杀身之祸，你可别怪我。秦府管家和恶仆正要毒打济公，却被济公施法，互殴起来。见此情景，广亮再出恶招。他当着秦府的人面说：“道济，你这个乱子惹的可不小！你把那秦相爷的管家大人打的这样狼狈不堪，这还了得吗！你还不把那咒语撤了吗！”其用意更恶毒了：你们看见了吗？就是这个和尚暗算了你们秦府的人！广亮好不得意：这等于将济公的性命交给了奸相发落。等奸相派兵抓人，广亮又直接向奸相告密：“我们庙里疯和倘济颠，本是老方丈的徒弟。众位管家去，他施展妖邪法术，把管家大人打了。我等阻不了，求大人格外开恩，与我等无干。”很显然，广亮想一箭双雕，既干掉对手济公，又揭发了方丈（让他也吃不了兜着走），谋夺灵隐寺的住持之位。对广亮这个佛教中的特殊角色及其一切所为，济公和方丈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当广亮既烧了大碑楼，又嫁祸济公时，老方丈只淡淡说了一句：“火烧大碑楼，此乃天意。与道济何干？”广亮坚持治罪济公，要将其“逐出庙外，不准为僧”， 方丈也没有为济公辩护，只是认为责罚“太重，派他募化重修可也”。即使广亮在奸相面前告密，陷害自己和济公，方丈仍然一言不发。方丈可不糊涂，一切都了然于心。这个上窜下跳的小丑广亮，正是应时而生的魔，是佛教走向没落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可以抑制，却阻挡不了。这不是一个广亮的问题，它体现了整个佛教衰败的必然进程。我们说过广亮是钻进佛教里的魔鬼，广亮的使命就是败坏佛教。如果时代不允许的话，广亮是不可能得志的。正教中妖魔横行——这正是末法佛教的典型特征。再进一步说，当妖魔横行于正教之中时，这个正教实际上已经邪变了。而邪教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在于陷害神佛。象犹太教人士将耶稣送上十字架，以及广亮多次陷害济公，就是最鲜明的例证。《济公全传》用这个故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道理：当你身陷泥潭，你的手伸给尚不被世人普遍接受的真佛，你就必然得救；你的手伸给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广亮，你不仅出不了泥潭，还被拉到地狱里去了。正是这个原因，当秦相命令杖罚济公时，那竹板却结结实地实落到了广亮的屁股上。《济公全传》藏玄机之十三（完）你怎么也信服这怪力乱神之事“你怎么也信服这攻乎异端，怪力乱神之事”这个题目一写出，可能就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共鸣。不过，请注意——这句话可不是好人讲的，《济公全传》里，它是秦桧的儿媳妇讲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来证明无神论。其实，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多层面的体系。 孔子在教授弟子的整个过程中，因人施教，因事传道。对于不同层次的弟子，即使讲述的是同一思想的内核，但其表现形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有些较低层面的思想可以直接传达出来，有些较高层面的思想则干脆“存而不论”。弟子的某些记录不一定都能代表老师的思想。所以，《论语》的某些内容往往并不代表孔子的深层思想。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否则，你会用自己的卑微思想取代了伟大圣贤的思想。“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等于孔子对这类生命现象就没有深刻的理解：孔子四十即已“不惑”，五十又“知天命”，他对世界的透彻理解，怎么可能如你我般残缺不全呢？不过多涉及这个问题，只讲秦桧儿媳对“怪力乱神”的所谓“信服”一说。刚才说到“这句话可不是好人讲的”，事实确实如此。但问题是——尽管坏人反对他人相信神，但它们自己的心底却未必真的不相信善有善报与恶有恶报。坏人主张无神论，可不是为了所谓“破除迷信”，而是为了否定客观世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平衡法则。真正信仰神的人是不作恶的，或者是不敢作恶的；只有信奉利益，或视利益高于一切的生命才会无恶不作。千百年来，人类信仰正神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制约人类的作恶，维护人的道德底线。小说中写到临安太守赵凤山与济公办案来到成都府正堂杨再田的家。杨再田就对赵凤山说：“贤弟，你我乃念书之人，怎么也信服这攻乎异端，怪力乱神之事？和尚妖言惑众。”杨再田的这句话与秦桧儿媳的内涵截然不同：后者是为了便于恶人作恶，而前者则暴露出知识分子狭隘的自大心理：我是读书人，我自己就是世界主人，我凭什么要给自己找一个多余的主人？信神不如信己。事实上，这两种无神论的基石都被济公彻底动摇。杨再田在济公办案过程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神的存在。被济公救了性命后，他说：“要非圣僧来此，吾早为泉下人矣！从今我再也不敢不信服僧道了。”杨再田是个好官，只要看到事实，就会自我反省；至于秦相府中的人，问题就复杂多了。对此，济公则采取了另一种制约方式：当秦相收押灵隐寺的僧人，又强行拆毁大碑楼时，济公用梦点化于他。秦相在梦中看家“他爹老太师秦桧，回煞归家。后面跟定一个小鬼，头上绢帕罩头，面上青泥，两道朱砂眉，一双金睛暴出，身似刷漆，腰系虎皮战裙，手执巨齿针，狼牙棒，紧跟后面。秦相说道：‘老爹爹，孩儿我打算你老人家早升了天堂，谁想你还在阴曹地府，受这般苦楚。你老人家先回去，孩儿明天定请高道高僧，超度你老人家早早升天。’秦桧说：‘儿呀，为父在阳世三间，久站督堂，闭塞贤路，在风波亭害死岳家父子，上干天怒，下招人怨，现在把我打在黑地狱，受尽百般苦楚，今奉阎罗天子之命，回煞归家，劝戒于你，你身为宰相，就应该行善积福做德，你不但不行善，你反要拆毁佛地，罪孽深重’。”待到秦相对老婆讲到此梦，并说“‘我打算要把大碑楼止工，将众僧人放回，夫人你看意下如何？’夫人听了一笑道：‘大人乃读书之人，你怎么也信服这攻乎异端，怪力乱神之事？’秦相一听夫人之言，他又把善心截住。”“秦相一听夫人之言，他又把善心截住”这句话表明——秦相这个恶人刚萌生一点“善心”，就被无神论“截住”了。无神论所颠覆的正是人类的“善心”！杨再田这样的好人容易归正，但秦相这样的奸恶之人却不容易改恶从善。就在济公为他的儿子治病的情况下，他仍然打着秋后算帐的算盘，依旧想置灵隐寺僧人于死地。济公看到了这一点，也知道秦相当政是天命所定。他没有象惩罚别的恶人那样，而只是施展神通，让奸相不得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敢随意作恶，如秦桓病好了后，又想起王兴夫妻，问自己的美人在哪儿。不料脑袋呼呼又长大了许多。济公留下的药方是四句诗：“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须心药医，心若正时身亦净，心生还是病生时。”所以，奸相恶子的病症随心意而变：只要想作恶，就发作，只要不想作恶，就好转。然后，奸相的恶妻又得了篆脑风。经过济公点化，秦相不得不承认夫人“怪力乱神”一说“把我的善念打断，少时就闹起鬼来了”，并且明白妻子“错说一句话，就得篆脑风。久后我在朝中居官，说话总要小心谨慎。”冷静分析，会发现济公这种“强行制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恶人，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黎民百姓。（完）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转载《济公全传》暗藏玄机之13个小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