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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精神
文/丑丑
浙大西迁雕塑
亲历当年浙大西迁与东归的浙大学子，在世的已经不多了，俞老、严老也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虽年事已高，那段艰苦岁月里的经历已经铭刻在他们的记忆里了，永生难忘。两位老人依然记忆清晰，表达流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给浙大学子寻一片安静的求学之地，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至贵州。西迁之路凶险异常，历时两年半、横穿6个省，行程25000多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浙大东归之路虽有劫后余生归家的喜悦，所到之处，皆满目疮痍。
经历过这次磨难后，原本以招收东南沿海学生为主的浙大，沿途招收各地的流亡学生，发展成为一所全国性的优秀大学。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更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珍惜生活、珍爱和平，向浙大师生不屈的精神致敬。
1
俞茂松：
松溪是闽北鼠疫流行地，
但为了活命，也顾不上这些了
我出生于1920年，是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1945届的毕业生。我是浙江宁波人，我的亲生父亲是种地的农民，但我还没出生，父亲就过世了，我的母亲也在我出生没多久，过世了。
我过继给了叔父，叔父在铁路上工作的，最早中国的铁路是德国人帮忙造的，叔父很重视文化，还让我上德国人办的幼儿园。
我在南京、杭州都上过学。在南京逸仙小学读书时，有件事印象很深，日本大使藏本突然失踪，据说当时他穿戴了金扣子的礼服，准备出门参加宴会，但司机没有接到他。日本就以此为借口刁难中国，剑拔弩张，局势很紧张，直到四天后，藏本被一位在总理陵园工作的工人发现了，证明并非中国有意加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过几天推送），当时老百姓都很高兴，不用打仗。
高中，我回到老家，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1941年开春，那天春雨纷纷，浙大龙泉分校第一任主任陈训慈，就是陈布雷的弟弟，来我们学校演讲，我听了很受鼓舞，一心想着要报考浙大。
我从宁波出发，怀里塞了点养父母给的钞票，就出发上路了。一路走走停停，晚上睡在路边小旅馆，走了整整五天，穿过浙中、浙南，到了丽水碧湖考场。
考完后，虽然感觉发挥不是很理想，还是如愿被浙大理学院录取了。
1941年，我来到浙大龙泉分校就读，离家出发前，我身子还在“打摆子”，发烧未退。为以防万一，养母让我带着奎宁丸上路。
在龙泉分校没读多久，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派出轰炸机反击，结果因降落联系失误，在浙南地区上空，美军的飞机油尽机毁，士兵纷纷跳伞，引发日军侵略衢州、遂昌、松阳等地。龙泉危在旦夕，学校决定师生迁往福建邵武，取道松溪。那会儿，松溪是闽北鼠疫流行地，但为了活命，也顾不上这些了。我们到了松溪，既不与当地群众接触，也不去村里走动，活动范围很小，每听到叮叮咚咚敲打声，或看到溪边烧尽的草灰，就知道村民中有鼠疫牺牲品了。不幸的是，我们这里农学院的助教江忠靖也染上了鼠疫，在松溪离世了。
在松溪避难了一阵子，学校获悉日寇无进取龙泉之意，又安排我们迁回龙泉。
2
俞茂松：
没开多久，两只右后轮胎全都炸掉了，
没法再开。
我在龙泉分校读完一二年级，根据学校安排，要继续转到贵州遵义总校读三四年级。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规定，凡愿意去总校的学生，每人补助一千元路费。
1941年8月4日，我们出发了，同行的共有30几人，学长黎振声是我们的领队，张文彦是会计，我负责管理所有人的行李。
从龙泉出发到福建省光泽县的路上，我们坐的是木炭运货车，车上没有座位，我们把行李的箱子平铺在车底上，上面再铺上被子什么的软铺盖，当作座位。
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浦城，第二天抵达光泽。有个在江西公路局的校友帮忙，从光泽到韶关的路途中，帮我们包了一辆长途客车，有了座位，不用自制座椅，条件大为改善。但没想到，由于天气太热，车上行李又重，半路上，客车炸掉了一只右后轮胎，只好将唯一的一只、气又不足的备胎换上，没开多久，两只右后轮胎全都炸掉了，没法再开。时间已是傍晚6点多，也没有过往车辆可以求助，只能自力更生，将左后双轮胎拆下一只装到右边，车才能再开动，但无法再载人了。
大家商讨了一下，决定大部队先行，而我留下来帮司机干拆装轮胎的活。一切安装就绪准备启动时，已近深夜，一轮弯月当空照，明晃晃地在公路上投下丛丛树影，与坑坑洼洼的路边阴影很难区别。我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全神贯注盯着路面，一有坑洼，就关照司机躲让，以防轮胎再破。一直开到车站，松了口气，我才感到肚子很饿、人也很困。
江西广昌站站长了解情况后，第二天早上特地派了修理工把我们客车的四只轮胎都换成了新的。虽然这天出发有点晚，大概是换了新轮胎，车一路都开得很顺利，很早就到达了于都，在一个小学教室里住宿。会计文彦兄趁机向大家收钱，他正在低头数钱时，突然发现窗外有人在窥探，我们赶到教室外，发现那人已逃之夭夭了。之前就有所耳闻，前面几批出发的同学，就有路上遇到土匪抢劫，损失不小。为了防止晚上大家熟睡时有歹徒结帮来抢劫，我们决定全夜大家轮流值班警卫，两人一组，两小时换一岗。最终虚惊一场，一夜无事。
路上的第五天，我们到了赣州。赣州当时是后方，人口密集，市场很热闹。我们上街买了江西特产夏布二丈，准备做汗衫。第六天我们抵达韶关，听当地百姓说，这里的车胎底皮鞋很便宜，我想贵州是山区，“天无三日晴”，就想在这里买一双，可以当雨鞋穿。选好鞋子，正要付钱的时候，我发现鞋底有个洞，打了补丁遮掩，会渗水，我就和店主说不想买了。
店主看我是个瘦弱学生，就一把抓住我前胸，恶狠狠地逼我非买不可，幸亏许多同学在场，都来帮我说话，店主才罢休。
在韶关，我们坐上了到衡阳的火车，再换车去金城江。路过桂林时，之前我们就学过“桂林山水甲天下”，但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人意料，原来这里恰遇霍乱流行，我们从火车上看出去，随处可见成对的民工，两人抬着一块木板，板上直挺挺地躺着死者，匆匆抬走埋葬。
火车到金城江之前，遇到一座高山，当时还没有开凿隧道的技术。有一段路的坡度很大，铁轨的路线就成为“之”字形，火车开到这里，就分成数段行进，每段一前一后用两台机车，一拉一推，往返几次，整列火车都上了高坡。
3
俞茂松：
从金城江到贵阳，海拔不断变高，
汽车需要翻山越岭，非常危险。
我们顺利到达了金城江，遇到了之前的第二批同学，原来他们找不到汽车，就停留在此。其实有资源委员会的汽油车开去昆明，这个车主要用来运输钨矿，钨矿密度大，体积小，装在车上，车又沉又稳，但这种车要价很高，我们的路费凑起来也不够付。最后，我们还是搞了一辆木炭车，我和一个同学坐在驾驶室顶上（当时称“财神堂”），左右两侧有挡板，虽然一路上烈日高照，面蒙灰尘，但这个位置视野开阔，贵州山区风光尽收眼底，我坐得也挺开心的。
从金城江到贵阳，海拔不断变高，汽车需要翻山越岭，非常危险。木炭车在爬坡时，会突然熄火，车上的助手就得立刻下车，用三角木垫垫住后轮，阻止倒退，再摇鼓风炉，待气足后再开动。路上，我们亲眼目睹了一起差点发生的惨祸，我们的汽车正翻过一座山冈，刚要下坡时，前方不远处停着一辆准备上坡的木炭车，其助手正在鼓风。司机看到我们的汽车，急着启动让路，助手也拿走了三角木，但煤气不足，发动不成，汽车就溜坡倒退了，幸亏司机头脑清醒，紧握方向盘，向左打方向，一边踩急刹车，车子向后缓缓退去，最后陷入左边洼地，猛然停住。就是坐在那辆车“财神堂”上的乘客，见势不妙，害怕跌入深渊，纵身跳车，倒在公路上，站不起来，估计骨头摔断了。
一路上，我们看到不少四轮朝天的汽车，有的还是盟军的汽车，反扣在田里，美国士兵，头上包着纱布，手里拄着拐杖，互相搀扶着沿公路徒步，可怜兮兮的。据说我们之前过去的同学里，他们坐的车就有翻掉的情况，有同学牙齿全部摔没了。
我们安全抵达了贵阳，心情都很愉快，还去当地酒店打了一次牙祭。
4
严刘祜：
一到吃饭时间，大家都蜂拥而入，
一下子饭桶就空了。
我出生于1922年，是浙江大学史地系1945届毕业生。高中就读于温州中学，毕业后，来到丽水碧湖考场参加考试，被录取在浙大文学院，当时我们高中班上有4位同学考取了浙大。
在龙泉分校成立50周年之际，我曾经采访过第一任主任陈训慈，据他回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立浙江大学已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迁至广西宜山，为了让东南各省的毕业生方便报考，特在浙江龙泉这里设立分校，1939年10月龙泉分校正式成立。
我是1941年入学的，学校生活非常艰苦，食堂里餐餐都是青菜淡饭，记得庆恩寺食堂里摆几只大饭桶，一到吃饭时间，大家都蜂拥而入，一下子饭桶就空了，特别是力气小，挤不过人家的女同学，到后面往往打不到饭吃。当时学生中有“粮管股长”，是协助学校管理伙食的，但僧多粥少，也实在管不好。“粮管股长”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正和一个女同学在谈恋爱，女同学因为吃不到饭，给自己男朋友写信，开头写“粮管哥哥”，信末署名是“饿肚妹妹”，信里还质问“哥哥如何管粮不管饿？”。
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改大饭桶为小饭桶，每张餐桌上放一只，每桌固定成员，大家轮流分饭，做到“公平合理，正确无误”。
工学院的同学还用计算尺算出“出饭率”，每餐饭烧好，先秤好总重量，算出出饭率，再逐个分到小饭桶，才能保证每个同学都吃到定量的饭。有次，饭烧迟了，大家饿得饥肠辘辘，只好先把桌上一钵头的菜吃光了，有同学还写了首打油诗：“菜到饭未到，饭到菜已空；可怜菜和饭，何日得相逢？”
想到浙大后面要赶去遵义再学习，路途遥远，我就先去了当时还在福建的暨南大学借读半年。读了半年后，觉得还是浙大老师教得更好，决定直接从福建出发去遵义。我和一个姓戴的同学，从福建到广东，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六个省，一路都坐短途的“黄鱼车”，都挺顺利的，就是到了桂林时，突然拉响了警报，我们在七星岩的防空洞里躲藏了一阵。
5
周黔生：
六岁的我出生后
第一次见到了从未谋面的父亲
我是浙大1962届地理系的学生，今年76岁。我对浙大西迁东归的那段历史特别有兴趣，主要源自我的父亲，他是浙大1942届心理学的学生，他跟随浙大经历西迁东归整个过程。
1940年，遥在贵州的父亲得知了杭州这边我出生的消息，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周黔生，以纪念我出生时他身在贵州。现在，有人得知我名字后会问，你生在贵州？我就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我与贵州的一段渊源。
1946年，父亲千里迢迢回到杭州，带回了贵州特产——两瓶茅台酒，一瓶送给祖父，一瓶送给外公。六岁的我出生后第一次见到了从未谋面的父亲，父亲头戴一顶礼帽，全家老小围着他问长问短，兴奋不已。
为了弄清楚父亲当年在回来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我翻阅查找了很多资料，也问了不少在世的浙大师生。
有关浙大东归的详细情况，文字记载不多，资料不如西迁丰富。一则东归前后经历时间短，只有五个多月，而西迁历时几年，二则竺可桢校长从重庆坐飞机到南京再回杭州本校，没有随大部队一起走，他日记中这方面记载也不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由于战事创伤，交通阻滞，返杭一时难以成行，加上杭州校舍遭日军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回杭之事一拖再拖，延至1946年。当年2月，竺可桢校长赴重庆参加教育部第一次迁校会议，4月2日浙大召开复员会议，决定第一批人员5月10日前出发，4月10日前派舒鸿教授等人打前站，赴长沙、汉口观察沿途情况，初定接待站地点。
在学校召开的行政会议上决定，根据教育部拨款决定复员人头经费：教授15万元、副教授14万元、讲师13万元、助教12万元、学生9万9千元，教师家属也有相应费用。对于困难学生，如愿意与学校留守职工同行，并分担押运货运任务，可免除旅费。
东归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完成，就是1946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这届毕业生共291人，5月6日举行毕业典礼，竺校长主持。
东归前夕，还有一些年轻教师筹划婚姻大事，纷纷举行婚礼，大部分新娘是贵州姑娘，她们与浙大喜结良缘，共奔杭州。1946年3 5月间，竺校长应邀相继为七对新人证婚。
我根据一些文字信息，草绘了一张东归线路图，可以一目了然。由线路图可以看出，东归线路是黔、湘、鄂、赣、皖、苏、沪、浙。而浙大西迁路线是浙、闽、赣、粤、湘、桂、黔。东归线路与西迁路线相比较，显然偏北，充分利用了长江航道。东归路上，天气多变，山路崎岖，汽车颠簸，水路不畅，艰苦备尝，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师生复员的脚步。师生从遵义出发，约10天左右到达武汉，接着又候船多日，才能够坐上船，沿长江顺水而下，水陆兼程。
6
周黔生：
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
历时二十余天，总算安抵杭州，回到母校怀抱。
根据最后一批出发的师生回忆，他们从遵义出发到长沙用了一周，路上十分顺利，驾驶员很尽责，最后一天到了邵阳，伙食费公布颇有结余，大家同意在邵阳大饭店聚餐，一是庆祝陆路归途的首战告捷，二是借此向驾驶员们的辛勤表示感谢。学生们抓紧赶制了一百幅简易的“锦旗”（其实就是块白绸布），每面锦旗上书写“今之王良”四个隶书大字，再加上全体师生的签名，在会餐上赠送给每一位驾驶员。
长沙接待站由舒鸿教授主持。车辆全部卸货，大家交清了物资并卸下各人行李。接待站为我们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领取了每人一张难民证，凭证可享受免费车船和食宿供应直到杭州。
难民站先是安排大家住进一座日寇占据过的大仓库。高大的木质楼房，已有不少难民。睡的是地铺，一间几十人，没有电灯，蚊子臭虫特多，晚上很难入睡。白天一日两餐，排队打饭，有酸菜和军用罐头牛肉佐餐，条件虽然恶劣，但因归心似箭，这些外部因素都不足挂齿了。
住下来是为了候船，每天都有人去黄鹤楼下守候，但候了十来天，船还是杳无踪影。
汉口在武昌对面，一江之隔，有小船摆渡。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家去汉口观光，途中碰上早些抵达汉口的同学，介绍说可以住在复员招待所。招待所是接待政府复员人员的，因为时至秋天，政府复员的人已不多，招待所基本空着。管理人员听说是浙大师生，欢迎免费入住。
难民站的浙大师生很快搬了过来，招待所里每间房有六个床位，有凉席、棉毯和蚊帐，清洁整齐，电灯明亮，还有洗澡设备；晚上可在花园里乘凉听音乐，比在武昌当难民，有天壤之别。
但招待所不供应伙食，也无法自己开伙，只能上街买吃的。大家口袋里的钱都有限，最初还能上小店吃，后来只能买烧饼、油条充饥了。有的每天只敢吃一顿，只盼难民船早些到来。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难民站通知说船来了，是美军登陆艇“绥远”号，载重六千吨。上船后才知道有浙大、东方语专、艺专，三个学校共计师生七百余人。一个大统舱，大家协商分配，男女老幼分成几大片，铺好床位住下。船上有淋浴室，有高压消毒饮水供应。每日两餐供应牛奶、面包和一小罐牛肉，都是军用剩余物资。
大家劫后余生，又一次安下心来。船长是美国人，和大学师生友好相处，据说他们是根据租借法案来中国救济工作的。
当日起锚东下，晚上船靠九江。船上三校师生联合，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各校节目有古琴、琵琶、南胡独奏、抗战歌曲大合唱、轮唱、女声独唱、舞蹈等，丰富多彩。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岸上也有不少观众，直至午夜方罢。第二天船靠安徽芜湖，夜色中不少人下船观光，游夜市。第三天船到南京浦口，接待站有车来接，下船后再上火车，当天抵达杭州。此时已是9月下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历时二十余天，总算安抵杭州，回到母校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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