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头牛也拉不回。没办法，开了些药，我们悻悻离去。但透过后视镜，我依然看到面色凝重的父亲隐隐含着忧伤和无奈。
六月份，父亲病疾加深，生命垂危。县里医生摇头：拖回去吧，还有一口气……
我不相信父亲会离开我们的。父亲年轻时多健壮，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曾经他一双手能把石滚举起。一条“冲担”挑起四捆稻谷。农忙时，他起五更睡半夜劳作也不累。农闲时，他烧土窑里的泥瓦，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大火熏得满脸漆黑，只有血红的眼晴能让人看得见他。
那时候，我在外地，不断地打医生的电话。医生最后建议就近去长江那边的黄石。医生联系了救护车。而那个时候，老家亲戚已自发帮我们张罗父亲后事，订好了棺材寿衣，也邀约好锣鼓锁呐热闹的班子。
我是天黑时急匆匆赶到黄石。父亲全身插满了管子，心电图仪器在他身边一直闪烁幽蓝神秘的光芒。我和母亲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两眼死死盯着心电图，害怕风吹草动，害怕他三长两短。夜半时分，父亲醒来，他颤抖地摸着我和母亲的手，眼晴渗出泪花。
黄石医生救了父亲的命。老人家，您是尿毒症，不是什么要生要死的病。就是在您手上造个“瘘”，每周透析两三次，把血中的毒滤掉。您也不必担心高额医辽费，国家政策好，大部分给您报销，相信小部分您儿子有那个能力出，他们又不是不会挣钱。不治，那叫错死！冤死！
母亲千恩万谢，我破涕为笑，父亲欣然点头。而父亲何尝不曾有过求生的希望？
直到第二年下半年，父亲终于从黄石转院到县中医院就近透析。多好，一方面解决了父母亲路途遥远的舟车劳顿，另一方面，更加充分地享受医保政策，减缓了家庭经济压力。
父亲一生脾气不好，声音大，人又犟。母亲常常笑着说：像头牛，不开化较真。
譬如他要喝水，声音很大，端水来。旁人一不小心，吓了一跳。母亲就端来水。他又吼，太烫了。母亲就用嘴巴吹一会，凉了。譬如，透完析，人有些虚脱，不能动，但要上卫生间，而母亲刚好去微波炉加热他要吃的饭莱，不在他身边。父亲就瞪着眼睛喊：死哪去了？我要上厕所。远远听到吼声的母亲一路小跑过来。旁边病友看不下去，说：这人要不得，病就病了，还像个皇帝。母亲则乐呵呵地向那人摆手，她怕伤着父亲的“玻璃心”。
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几十年，母亲太了解父亲，母亲从不把父亲的吼呀喊呀放进心里去。母亲最多说：像牛。不讲理。其实，别看父亲颐指气使，耀武扬威，不过就是纸老虎，家中大事小事还得听母亲。父亲从没向母亲扬过拳头。
有一次，母亲带父亲去透析，不知为何父亲有些烦躁，口里嘀嘀咕咕骂骂咧咧。母亲笑着说，又“牛”起来了？再骂，把你这老家伙推下岸去，免得我一辈子为你劳心费力。
父亲叹气说，你舍得推？要是坠下去多好，一了百了，免得折磨你。对不起……父亲说着说着伤感起来，眼晴泛起泪光。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走近，扶着父亲，继续走着那人生弯曲坷坎的路。
父亲身患尿毒病已经多年，而照顾父亲寻医问药及吃喝起居全然落在母亲身上。我们不忍心，希望请人分担，但父母亲异囗同声：不需要；即便让别人，也不放心。父亲住院的日子里，母亲要么在床边支个帆布小床，要么和父亲一起挤在病床之上。
某一天，我放假，替换母亲。在医院八楼上，父亲挪到窗前，挺直站立，目光一刻不停地注视窗外。我疑惑。父亲手指医院大门，你看，你母亲快出医院了。你看，你母亲是不是老得很快？我开玩笑：您也真是，老娘不是天天在您身边，才走一会，你就舍不得？父亲没有回答。我看他一直用目光把母亲送到金秋的风中，送到苍茫的人海。
这些年，我们兄弟和姐姐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回乡屈指可数。唯有长假，唯有春节，才短暂地接过母亲“衣钵”。每年初一，我们不是先去走亲访友，而是和父亲一起去医院。记得有一次，天还在黑暗之中，弟弟跑过来敲我家门，老头老娘不见了。我想他们肯定去医院了。遂打电话，果然父母在去医院的路上。他们不想我们这大年初一开车送他们。
天黑不见五指，我启动车子，打开雾灯，循着他们必经之路去追。在大雾里，父亲循着手电筒的亮光，吃力前行。而这时，身后弟弟的车子响着喇叭赶来。
父亲责怪我们，说我们不该来。他说，以前去县里赶集，身上挑着一两百斤的猪崽，不也是走了三十多里？母亲说年年大年初一让你们送，心里有愧。
那天凌晨，我们四个人索性开两辆车子，冲破重重迷雾和幽暗，在曙光降临时，赶到县中医院透析楼。
2016年年底，父亲每况愈下，骨折，中风，又是肺癌，辗转多家医院。
2017年那个秋天，也是父亲最后一个秋天，我携孩子赶往医院探视。那时，父亲尚且能动，但手边要有拐杖轮椅。父亲忧伤地看着我们，甚至是哭。他哽咽说：我怕是看不到孙女出嫁孙儿结婚那一天。好世界，没看够……
那时候，我悲哀地看到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父亲，像被吸干了水，干枯，瘦小，弯曲，如同晾晒多年的一把柴。那日，我执意要用手去按摩父亲的双脚。那双脚像两根枯竹杆，破损，干裂，只剩下褐色的皮。近来，又一直麻木酸痛。
莫这样，我有病毒，会传染你。
没事的。在父亲缩过双腿的刹那，紧紧抓住。让父亲躺好。强行压着，挽起衣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反复推拿敲打。
父亲闭上眼，好像享受我带给他短暂的幸福。
那一日，我们推着父亲去逛商场。特别买了过冬过年的棉衣棉裤。当父亲穿上时，顿觉精神清爽，焕然一新。而那一双黄色皮鞋，父亲试了一下，搁置一边，留作春节穿。
没有人知道，那双父亲终是没能在春节穿上的黄色皮鞋，成了父亲的遗物，我一直珍藏起来。没有人知道，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会悄悄把他取出，端详，凝视。会把它穿在自已的脚上，轻轻地踩在地板上，屋子里来回走几步，又几步。
2018年1月6日，我在微信圈里写道：草木的骨骼，泥土的肉身。草木折腰，身陷大地。肉身剥落，散落成尘。我们用一场盛大的仪式送父亲远行，走进时间的虚无里。
办完葬礼，我们还沉浸于一片空茫和恍惚之中。这时，母亲平静地把我们集中一起。母亲依父亲遗嘱，每人分了一万元。母亲说：你父亲病了多年，自觉得拖累你们，心中有欠。这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母亲又打开一块蓝格手帕，里面有几千元。她说：这些钱你父亲一直包好放在身上，他让我在他死后发放你们，他说会保佑你们的。
手捏那人民币，我们不约而同抬起头，无声地瞧厅堂的墙上。父亲正端坐在黑色边框的照片上。此时，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微笑，静静地注视着大家。
现在已是人间四月天。我坐在故乡的窗前，写下山峦青黛，写下绿水长流，写下远墟含烟、燕子徊还以及打湿四月的雨水。我写下一行行文字，寄给三年来只有梦里回归的，永远遥远的父亲。
怀念父亲：放牛回来的他总是带回野果给我
□ 辛桂杰辽宁铁岭
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八年了，我一直都在想他。
小时候，喜欢伏在父亲的后背上，一手搂着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摩挲他刚剪的光头，感受硬硬的头茬扎手的舒适，嘻嘻笑着把父亲的后背当成悠悠车晃来摇去，而父亲虽然不舒服也只是嘿嘿地笑，不会训斥我一句；喜欢枕着他骨瘦如柴的腿看书，咯得父亲“嗨呦嗨呦”地叫，也不会移开他的腿。
老家的山里有一种野果，长在带刺的树上，俗名托婆儿，大小如樱桃，形状像草莓，味道也跟草莓一样酸酸甜甜的。父亲去山里放牛的时候，就特别留心，每看到这种果子，无论怎样陡的山坡儿，都会不顾尖锐的荆棘扎手，硬是拽着带刺儿的树枝，拖着一双病腿颤巍巍艰难地攀上去，一颗颗摘下来，放进用大大的柞树叶子围成的简易篓子里，有时候荆棘会划伤父亲的手臂，可是父亲毫不在意，再小心翼翼捧回家。我也常常在听到父亲赶着牛回来的声音就颠颠地跑出去迎接，从走路绊绊磕磕的父亲手里接过野果，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却忽视了父亲满是泥土的裤腿，还有手臂上被荆棘划出的道道血痕。看着我那贪吃的样子父亲总是笑着说：别急，慢点吃，爹明天再给你摘！那情那景，多年后还清晰如昨，也是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一刻，父亲心里一定是快乐的，幸福的。那一刻，有父亲爱着，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二十八年来，我又恨他，恨他不伴着我长大，在我需要他的时候离我而去。那一年放学后，我独自骑车回家，一路过的敞篷汽车上站了好多男人，远远地就朝我大声哄笑着。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也没有躲避的地方，我极度恐慌，车子也骑得不稳，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汽车和我擦肩而过时，有人从车上向我扔下来一根木棒，重重地砸在我的手臂上，不但剧疼，还马上出现一大片淤青，我一路哭着回家，不只是因为疼痛，更多的是惊吓、害怕、委屈。那一刻，我是多么想念我的父亲。如果父亲在，一定会心疼得落泪，身体不好的他即使不能接送我上学、放学，也会给我安慰，给我面对苦难的勇气，让我不再害怕和孤单。在我的心里，父亲虽然瘦弱，虽然疾病缠身不能劳作，可是依然是我头上那把遮风挡雨的伞，依然是一座可以依靠的山。
父亲会给我们做冰爬犁，给我们玩的嘎拉哈染色，每次进城去大爷家，都会向两个开车的哥哥要废弃的车轮内胎，只为了给孩子们剪皮筋。还会帮我们收集女孩子喜欢的一些小物件，看似粗犷的父亲用一颗细腻、柔软的心疼着孩子们。
这么多年，我一直深深地想念着我的父亲，想跟他撒娇，想承欢膝下去孝顺他，想起这些，也总是黯然神伤。
我的父亲母亲 □ 文/魏华安湖北潜江
每逢清明，总忆起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生于人称“小汉口”的潜江老新直路河，祖上世代经商，家境殷实，小时候就有专门的先生教她读书。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投掷的炸弹让她家偌大的四井口房子成了一片废墟，外婆和舅舅被当场炸死。她14岁时，外公又结婚，好强自立的母亲带着她4岁的妹妹我的小姨租住在别人家里，靠卖针头线脑的小商品艰难度日。两年后，母亲被当时在直路河休整的新四军一位年轻英俊的大队长追求，这人就是我的父亲。婚后她俩继续抚养小姨长大成家，在小姨跟随抗美援朝的姨夫去沙市工作后，又主动承担帮她抚养小孩的艰巨任务，最大程度尽了一个姐姐的责任。
母亲有一双巧手。从我记事起，就有很多乡邻拿着各种布料来找她帮忙画剪各式花样，她从不推辞。我们家也经常收到别人送来的鸡蛋、糯米之类的酬谢物资。我们家姐妹四个，小时候的四季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一段普通的布料经过她别出心裁在领口、袖口、荷包处用各色布料一点缀，就会别具一格。冬天，我们都是长旗袍棉袄，好看又御寒，脖子上围的也是全羊毛围巾。夏天的花绸洋伞，同学们都好想摸一摸那伞头、伞柄处精雕细刻的串珠。脚上穿的也是不同于别人的皮鞋，这在60年代的乡村确实有点惊艳，老师们都问我们家是哪里人。
母亲会做一手好菜，饺子、面点、零食，等等。当时供销社还没饼干卖呢，她就自己动手做各式各样的小饼干，菱形的、圆形的、方形的，上面用梳子压花，放在柜桌的花瓷坛里。我们每天上学都要揣几块，黄灿灿、香喷喷、脆生生的，同学们羡慕极了。
母亲很会讲故事。夏天，我们的街道上摆满了乘凉的竹床、躺椅，母亲一边摇扇子给我们赶蚊子，一边给我们讲牛郎织女、花木兰、孟丽君的故事，小伙伴们都围拢过来，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在她娓娓的讲述中进入梦乡，父母又把我们一个个抱到床上。多么幸福美好的童年啊！
母亲特爱整洁，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屋里屋外干净清爽。她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我们家有些小规矩，早起必须铺床叠被，床单一定要扯平整，晚上不能外出玩，吃饭喝水不能咕噜出声。不能说假话，不能贪小便宜，看到外面地上哪怕有用的东西也不能捡，因为那不是自己的。要守时、守信。哪怕在物资紧缺的困难年代，母亲也能过好精致的小日子，她自己调侃，“穷讲究”。
父母都是极富同情心、重情重义的人。解放前，父亲曾经拿出所有积蓄为一位30多岁的李姓孤儿娶媳妇，花一百大洋作聘礼，在家乡被传为佳话。解放时，有一何姓乡亲划成资本家被“扫地出门”，一家老小流落街头，凄凄惨惨，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父母却把人接到我们家。我们家只有两间房，把大房间让给他们住，我们一家挤在后面小房里。我们两家的后代都成了亲如兄弟姐妹的好朋友。
父亲祖籍天门渔薪，祖父是个手工裁缝，家境贫寒，他自幼在舅舅家长大，舅爷爷在汉口开了一家美丰米厂，给了父亲良好的教育，读书、习武、学经商。父亲长大后，血气方刚，目睹日本侵略中国的惨无人道，决定从军抗日，瞒着舅爷爷跟着一支国民党的部队当时也是积极抗日的走了，那时才16岁。
他先给团长当勤务兵，团长看他人长得精神又有文化，就推荐去特务连学习。特务连魔鬼式的强化训练练就了父亲一身好功夫，枪法、搏斗样样出众解放后他的空心筋斗翻得好些男孩子都当他为偶像，1954年东荆河涨水，他作为水手给通讯不便的两岸指挥部送信。在部队，他与战友们多次潜入日本军营偷袭。有次袭击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几乎全军覆没。父亲和一个战友侥幸逃脱，此后跟随共产党抗日，加入了李先念的部队。他后来参加“五四突围”，突围后部队打散了，找不到原组织，又加入李人林将军的队伍。历任小队长、中队长、江荆监沔游击支队支队长，后任新四军大队长。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曾经带着队伍攻打设在新沟嘴的日本洋行，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给养，两次立功受奖，获两枚功勋章和几张任命书。
父亲在部队时与母亲成婚，后来新四军北上，恰逢母亲生下一子夭折，又赶上父亲得了伤寒，母亲以死相劝，父亲一生敬畏宠爱母亲，只得放弃随军北上。部队首长也在无奈之下给父亲留下一匹马、两件军大衣都是战利品、300大洋作为安家费。
父亲一度做起了赶马驮货的脚夫。后因国民党要抓捕他，幸亏母亲的叔叔在国民党部当秘书冒险送信，父母连夜坐船到汉口投奔开米厂的舅爷爷去了。在汉口，父母帮舅爷爷家打点生意，中共地下党又联系到我父亲，希望他利用舅爷爷的资源帮忙购买部队急需的盘尼西林，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完成任务。直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父母才回到了老家直路河。
解放后，父亲看准商机，从重庆购了一台轧花机，乡亲们祖辈都是用手剥皮棉做棉衣，轧花机弹出来的棉花松软成型，所以生意奇好。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拿来的加工棉花包堆了一屋子，请了几个人帮忙，轮换着人歇机不歇，从早忙到晚。直到我们姐妹几个长大上学，父母觉得轧花机灰尘大，又无暇照顾我们，才把轧花机卖了，专心在家安置我们的生活起居。
不过没多久，闲不住的母亲想到自己会画画又会配色，就把家里的缝纫机改成绣花机，开始“来料加工”，给乡亲们绣各式花样。我一直奇怪母亲几乎无所不能，我们形容聪明人叫“一学就会”，但母亲属于“一看就会”。她的审美眼光也极高，购进金丝绒、布料、花边，绣出的物品灵动漂亮，供不应求。在我印象中，母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坐在绣花机前，每想起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坐一夜埋头绣花的孱弱身影，我都泪流满面。母亲用她的聪慧、勤劳、巧思、秀手，为我们创造了安宁的生活和良好的成长环境。没有她的负重前行，哪来我们的岁月静好。
父亲养老也没闲着。我至今不明白在那个通讯不畅的计划经济年代，他怎么能获得那么多信息，拿着钢板、钢材、原油的各种批条，把供需双方都联系好了，让我去提货、交货、收款。这中间的差价很可观，父亲分文不要，都给了我。我家早在80年代就在潜江盖起小楼房，都得益于父亲的资助。
然而好景不长，母亲于80年代末因病离开了我们，不久父亲也因高血压中风走了。锥心刺骨的痛让我体会到，父母在，我们仍是少年；父母去，我们只剩沧桑。以后多年，我总觉得自己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哪怕当了奶奶也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感，特别害怕过年，因为没有家了。听到歌唱父母的歌曲，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家庭、父母的场景，就止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直到最近两年情绪才缓解，接受了父母不能陪伴我们一生的现实，理解了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值此清明，感恩父母，缅怀父母！父母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诠释，我们将铭记一生，学习一生。
忆母亲：弟弟确诊那天， 她终于扛不住了 □ 文/谭利梅湖南永州
又是一年青草绿，梨花风起正清明。每年清明节，我总是会想起我的母亲。
2013年冬天，母亲多年的慢性肾炎恶化成尿毒症，从此以后，她生命的延续便只能依靠那台冰冷的透析机了。在她与病魔抗争的三年里，我同朋友提起母亲，总觉得她是我的骄傲。
面对病魔的侵袭，母亲从不怨天尤人。她积极配合治疗，每次透析时，母亲还主动和同病房的病友攀谈，鼓励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年轻的护士对我说，我母亲是她在病房中见过的最乐观的患者。母亲总说：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好在我的儿女都成家了，就算哪一天走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我陪母亲去拍遗像，镜头前的她一直微笑着。她总是把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她的儿女。
患病后的母亲把每一天都当倒计时地过，把她的爱，都满满地给了身边的人。不去医院透析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母亲便戴着老花镜为晚辈们织毛衣、做棉鞋，她为我新房绣的那个大大的“福”字，我一直珍藏在抽屉里。母亲很看重姊妹情，每年大娘过生日，她拖着病体去挤客车，不远百里一路奔波，只为陪耄耋之年的大娘一起吃顿饭。
母亲的内心温暖又充满着力量。如果不是我年仅三十出头的老弟也患了和母亲一样的病，我想，她的生命绝不会在63岁就画上句号。
2016年1月6日，连续几日呕吐不见好转的老弟，被市医院确诊为尿毒症，肌酐超过两千，必须马上透析。容不得迟疑，来不及悲伤。我记得弟被确诊的那天，窗外下着滂沱大雨，母亲伏在沙发上痛哭，双肩不停地抖动，汹涌的泪水填满她脸上的沟壑。她患病的那些年，我从没见她流过泪，当得知自己的孩子也没逃过尿毒症的魔爪，母亲终于扛不住了。
然而，短暂的哭泣过后，她起身擦干眼泪，洗了一把脸，对着镜子，确认看不出泪痕后，让我和她一起去病房看望老弟。她坐在病床前，拉着我弟的手说：儿啊，世上得病的人那么多，不管怎样，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以后医学发达了，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母亲说这话时，神色平静，全然没有刚才在家哭泣时的悲痛欲绝。我看着前后判若两人的母亲，不由得想起史铁生笔下的母亲。她自己患癌，夜里常疼得睡不着觉，日里却将自己的悲痛掩藏，打起十二分精神照顾瘫痪的儿子。“孩子的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加倍的”，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啊，母亲们把所有的泪都流在心里，苦也不说，累也不说，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困顿的人生路上，走得更久更稳当一些。
可能是上天不忍看到我母亲受苦，便早早地把她召回去了。同年9月，母亲带着莫大的眷恋和不舍离开了人世。或许是老天眷顾，2019年2月，老弟终于等到肾源，我陪他去湘雅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当医生告诉我说手术很成功时，我第一个想的便是母亲，我有时怨恨上苍，觉得它过于残忍，如果能再多给我母亲三年时间，让她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获得新生，从此不再受制于冰冷的机器延续生命，她该是多么欣慰啊！
这三年多来，我们三姐弟抱团取暖，始终像母亲那般坚强，笑对种种不如意，纵然经历过寒冬的摧残，也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远嫁异乡的姐姐告别了租客的生活，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手术后的老弟身体状况一直很稳定，带着他的俩孩子在城里上学；我也好好的，俩孩子的个头都超过我了，正健康茁壮地成长。
又是一年清明节，母亲的坟头上野花烂漫，山边青松翠柏挺立，与大地融为一体的母亲，不知能不能感知到她的儿女和孙辈来为她扫墓。我多么希望，冥冥中，会有一条神秘的通道，在生者与逝者之间，在母亲与我之间传递那些想说而没有说完的话。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母亲，我们现在都很好，远在天堂的您尽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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