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蓓蓓
我1977年出生,属于跟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
童年时,家里几乎没有拍过照片。我四岁生日那年,村里来了个照相的,妈妈狠了狠心,花了一块两毛钱,让我和姐姐拍了张黑白照。那天,妈妈特地请来村里最灵巧的婶娘帮我和姐姐打扮:姐姐的短发涂有明亮的发油,我头上抓着两个小发髻。我俩穿的半截袖,是用绿色的确良加上彩色花边做成的。两条红绸裙子是妈妈用红绸被面剪裁出来的,平常压在箱底,那天翻出来穿上时皱巴巴的。姐姐穿着自己粉色的凉鞋,高高兴兴的;我的绿凉鞋是从邻居家借来的,有些大,但能穿上拍照也很高兴。童年那张珍贵的照片,着实让人高兴了好几年。
上初中时,照相馆会定期到学校给学生拍证件照,每拍一次3元。也许是童年时很少拍照的缘故,每次学校有人来拍照,我都会省去好几天的菜票钱,去拍一版一寸大头照。初中时,照片中的我是个“假小子”:妈妈嫌我头发长,太费家里的洗发膏,就毫不犹豫地拿着刮刀将我整成齐耳贴头皮的短发。
上高中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村里已经有人买了胶卷相机。那时进照相馆拍一次彩色照片5元,大家进照相馆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因为上重点高中,妈妈给我买了两套新衣服,但我老爱穿旧衣服:红花花上衣,黑色脚蹬裤。在灵宝一高,学习不好却穿着新衣服,会被大家耻笑的。不过趁着寒暑假,我们会换新衣服,骑着自行车跑到函谷关,拍些留念照。高考结束后,我们像冲破笼子的小鸟,拿着相机跑遍了灵宝市的山山水水,在这期间的照片,慢慢已经有了多种色彩,居然装满了大大小小五六个相册:墙上、镜框里、玻璃板下,都是我照片的汇聚地。妈妈常常感慨说:“照那么多照片,你吃喔——”
去郑州上大学后,同宿舍的女生就有台胶卷相机。关系好的女生隔三岔五地出去拍照。一个胶卷18元,冲洗一次12元,每次能冲洗出三十五六张照片。学校门口是个大型的彩扩中心,晚上送过去的胶卷,第二天就能全部冲洗出来。我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漂亮衣服,去郑州各大景点拍照,去模特走步的T台拍照。实习期间,我们去了白沙水库、少林寺、嵩阳书院等地,喜怒哀乐都有人忠实地拍下来,拍照便成了家常便饭。20岁生日时,我在学校门口的照相馆拍了平生第一次艺术照:那张戴帽子的黑白艺术照,亲朋好友看了都说像明星。那时,我也第一次留起了过肩的长发,买了方格格背带裙,留着淑女头,终于在照片中像个女孩子了。在郑州上学时,每半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信里都夹有我的照片。看照片,也成了家人极大的乐趣。
2006年上班后,我买了第一台小傻瓜相机,拍照更方便了,不用花钱买胶卷,每次拍照都可以拍到几百张照片,回来后,我再在电脑上精心挑选,挑选出精彩的照片保留下来。不用买信封和邮票,通过电子邮件,我将好的照片精心配好文字,发到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悄悄买来泡泡袖、长纱裙、旗袍、汉服藏在衣柜里。空闲时,我将相机调成自拍模式,画上淡妆,穿上自己幼年梦想穿的各种款式衣服,自己给自己拍出心仪的照片,再制成电子相册,上传到QQ空间里静静欣赏,怀念已经逝去的青春。
这些年,我拥有上万元的单反相机,拍出的照片效果更好了。脾气相投的几个朋友出去拍照时,车的后备厢里放着各种纱巾、伞、裙子等,那些道具够得上电影拍摄的阵势了。最近,刚换了个新手机,我惊喜地发现,它携带非常方便,具有相机拍照的各种功能,甚至可以拍出3D照片,于是有事没事,便拿着手机练练。我琢磨着,有空回老家时,拿手机帮家人拍拍照,帮婆婆和妈妈美美颜,70多岁的人了,让她们也美美过一把照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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