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中国与日本走过相似的道路
日本：
战后百废待兴——美国扶持大力发展工业——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生产廉价工业品）——集中国力发展高新技术——威胁美国市场——受到美国政治裁制——经济大倒退，进入消失的30年
中国：
70年代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工业——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生产廉价工业品）——集中国力发展高新技术——威胁美国市场——受到美国施压打击
日本早期曾是世界工厂，为全球大量生产廉价工业品，在电影《回到未来》中就玩过类似的梗，主角通过时光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遇到了30年前的博士，1955年的博士认为他使用的日本产品是廉价品，而在1985年时“made in Japan”已成为了高精尖的代表。
之后的日本，集中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逐步发展成足以对抗美国甚至威胁美国的状态.
80年代，英特尔（intel）游走在破产边缘，为了生存，英特尔一口气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员工。AMD净利润锐减2/3，National半导体从盈利5000万变成亏损1100万，接近8成的美国存储芯片企业破产 。
造成这一切的，就是以东芝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最让美国人无法释怀的，这些挤压美国甚至全球市场的日本企业，恰恰是由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
彼时，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由于地理位置成为了美国的后勤基地，为了支援前线，美国大力扶持日本工业发展。
随后的冷战到来，由于考虑到就近牵制苏联的作用，于是美国从资金、市场、人才甚至直接转让数百项技术帮扶日本。
1952年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亲自带队跑到美国，花了2.5万美元从贝尔实验室买到了晶体管技术带回日本。
回国后索尼经过2年的技术攻关，成功制造出了日本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TR-55。
然而日本与美国的差距仍令人绝望，当时IBM曝光了一份名为“未来系统计划”的内部文件，计划在1980年之前向推出容量为1M的DRAM存储芯片，而当时的日本只能生产容量1KB的芯片。这中间的差距不是1到1000的距离，而是类似从2维到3维的进步。
这种差距令当时的日本震惊，1976-1979年，由政府牵头发起“VLSI联合研发计划”，720亿日元的运作资金以及集合了东芝、三菱、日立、富士通、NEC等当时日本最顶尖科技企业、研究所和大学的力量。在短短4年后，日本爆发了惊人的能量，1200余项专利，347件商业秘密申请，并且所有参与计划的日本企业都可以共享这些成果。
到了80年代，日本产品已经彻底摆脱此前廉价品的标签，不仅在世界市场站稳脚本，甚至比美国企业的产品更优质，价格更低。
美国感受到了危机，英特尔濒临破产，镁光裁员，全球市场被日本企业侵占。
在这时，美国企业联合政府的一连串政治组合拳让日本经济瞬间崩盘，让东芝、索尼等企业遭遇寒冬，至今仍萎靡不振。
1.美国政府给美国芯片业减税，所得税税率从49%降至28%，鼓励养老金进入芯片业风险投资；
2.状告日本芯片企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3.媒体舆论造势，渲染日本威胁论，引导民间反日情绪；
4.制造东芝事件，抓东芝高管，处罚东芝；
5.FBI钓鱼执法：FBI特工伪装成IBM工程师，诱骗日立工程师林贤治购买机密资料；
6.向日本DRAM存储芯片征收100%的反倾销重税；
7.1986年9月，签署不平等协议——《美日半导体协议》，协议要求日本停止在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上倾销；全面放开芯片市场，而且必须让美国企业获得20%以上的市场份额。
这一系列的美国反击举措，是否让我们有一种既视感，华为正经历的，是这些日本企业曾经走过的。
在这之后，伴随着美国扶持韩国三星，日本整个半导体产业被击溃，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丧失，现在只能在美国体系中发展。
同样的还有法国阿尔斯通，“当自己穿上囚衣，被关押在重刑犯的囚室的时候，他才明白，美国要对阿尔斯通出手了。”这是在阿尔斯通前高管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他在2013年去美国出差的时候被抓，美国司法部指控他在印尼的一起投资案行贿当地政府，逼他认罪，皮耶鲁齐和死刑犯关在一起，200多天没见太阳，据他说折腾得受不了，认罪了，但是他搞不懂就算真的在印尼行贿当地政府，又和美国有什么关系？美国的打压让法国制造业至今茫然不知所措。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面对竞争者时从来不会顾及脸面，一切以资本为中心。现在，到了我们面对这一情况。现在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有相类似情形。贸易盈余大幅度攀升，货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价格上涨明显存在泡沫迹象，华为、中兴、字节跳动、腾讯等企业都受到打压。
不过我们也不必担心，既然连我都看到了想到了，高层肯定能想到。这次的国内大循环提法以及华为提出的南泥湾项目，虽然都有一种被迫而为之的感觉，但危险之中潜伏着机遇，这也是中国破局发展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而且，中国并不完全等同于日本，因为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和资本红利（储蓄率逐步下降），仍有城市化进程中规模化经济效应以及生产要素配置优化两个增长点持续发力。
30多年前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形。彼时的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在1985年，其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提供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3.2%。而中国仍处在发展中，发展中的中国戏剧性的保留了潜在的增长动力。
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才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国内城市化进度才过半，如果城市化进程不受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伴随着城市化的农业人口减少，也在迫使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
同时，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之间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也是中国相比80年代日本更具优势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