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故事》是侯麦电影“四季”系列的最后一部电影，此片或许是侯麦最神秘的电影。它的神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主角与典型的侯麦式主人公不同，她一开始就知道一个极其快乐的爱情，并且其爱情被给予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出奇的圆满和确定性，又让人不由地怀疑它的真实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侯麦镜头里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浸染了宗教的色彩，是一种神性的爱情。在爱情的外衣下，它关涉哲学与信仰。
恋爱关系网中的个人选择，是侯麦镜头下爱情的常态。像侯麦作品中其他几个人物一样，菲利茜(夏洛特·韦里饰)同样也是在不同的恋爱可能性之间心烦意乱地游移。像加斯帕尔、让娜、玛嘉丽和布朗什一样，她任由自己被他人左右。但同时，菲利茜拥有侯麦主人公一如既往的理性和自省性，在与三位男性的关系中，她对他们每个人都有清楚的定位；马克桑斯是肉体之爱；卢瓦克是知识之爱；而查理是永恒的理想之爱，也是她的追求与信仰。
正是依照着这样的定位，菲利茜在不同的处所间来回转换。因为卢瓦克不能带给她现实生活的依靠，她选择离开他前往内维尔和马克桑斯同居。但是马克桑斯不能带给她爱情，因而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以朋友的身份回到卢瓦克身边。直到最终下定决心摆脱所有纠缠，期待查理有朝一日回到她身边。
这也是《冬天的故事》与侯麦其他电影明显的不同之处。电影以一组度假镜头开始，显然是一对幸福眷侣生活在理想的和谐之中。当他们分手时，菲利茜令人困惑地给了查理(弗雷德里克·范登·德里舍饰)一个错误的地址，以至于两人失去联系。而最终，他们在公交车上偶遇，影片结尾时明确而强烈地暗示他们将会再续前缘，再次成为侯麦冗长而多样的话语冒险与爱情实验史诗中极不寻常的幸福情侣。菲利茜怀了查理的孩子，而两人都另有恋情，但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伊甸园在哪儿或归属是谁，他们应该忠实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正如菲利茜独自坐在教堂中，意识到应该感谢一种顿悟，据她描述，在那一时刻她看到了自己的思想。
哲学色彩是侯麦电影的特色，无休无止的人物对话，都直接关涉哲学。人物的行动，也总在某种哲学思考下展开，被观念所驱使。从这个意义上，再去思考电影中人物的种种行为，似乎一切都更加清晰。
电影中的哲学交谈主要集中于菲利茜和卢瓦克的对话，涉及到帕斯卡、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数位哲学家的思想。菲利茜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哲学储备，但她的人生观和信念很清晰，以至于卢瓦克一时说她像帕斯卡，一时又说她和柏拉图相似。她放弃拥有其他情人的机会，期望(或打赌)将会重新找到她那绝对幸福的爱情，这让卢瓦克想到帕斯卡尔的赌注条款。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劝诫放荡的读者，将赌注押在上帝的存在上，放弃世俗欢乐。
如果他存在，其益无穷；如果不存在，你将舍弃的东西不会让你幸福得足以证明，应当选择确定(但较低等)的快乐，放弃获得永恒幸福的不确定保证。跟柏拉图的联系更为有趣。对菲利茜而言，爱是记忆，就像对苏格拉底那样，他认为，爱是回忆。（卢瓦克特別提到将知识当作记忆的柏拉图式概念；推理是一种记忆形式。)但当然存在一种至关重要却被忽略的区別。菲利茜对查理的爱属于她个人的历史；苏格拉底式情人记得在他还未获得人类躯体、还是天堂中纯洁的灵魂时，他对神的爱。
我们有意使用宗教术语，是因为在《冬天的故事》是一部宗教电影，尽管此处的“宗教”含义较《在莫德家的一夜》中的“好”的宗教含义更为复杂，或不那么正统。在影片的结尾，菲利茜说，与查理重聚后，他问她，当他们拥抱时，她为何哭泣，“我是因喜悦而哭”。他们的女儿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几分钟后，当菲利茜的母亲发现这个小女孩独自一人也在哭泣时并询问原因时，她重复了妈妈的答案。在名为“纪念：欢乐，欢乐，欢乐，欢乐的泪水”的段落中，不可能不想到帕斯卡著名的召唤，似乎有一刻能够确定上帝的存在，感受到他的爱。
在《冬天的故事》中，侯麦揶揄地暗示我们，这一幸福的、无条件的浪漫爱情的非凡体验实际上是一种超验的爱，一种外在于或先于“世俗性存在”的爱：那一暗示不可避免地给《冬天的故事》的真实(却多少有些不可能的)故事投上“不现实”的阴影。故事有可能被其中人物谈论的或跟这个故事有关的话语抹杀。在经常是无力甚至残酷的关于爱的话语之外，爱并不存在。是接受爱的自然替代物，还是超越自然，期待(或信奉)爱的超自然对象？侯麦在两者之间徘徊。但就像菲利茜做的那样，作为对我们无言地投入到陌生宇宙的回应，将赌注押在或许能够把我们从“存在于世"的可怕错误中拯救出来的幸福和爱上，我们又会有何损失呢？
如同《诺言》中的乔拿一样，读了太多的克尔凯郭尔，就以为自己是耶稣基督了。侯麦电影里的主人公也读书太多，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人。像乔拿一样，他们等待着奇迹降临，给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赋予意义。
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去爱？就是这样的基本问题，冲击着侯麦片中人物的内心。他们怎样找到自己的出口？
侯麦在电影中给出答案：“我不会在这个故事里道出一切。”“再说，并没有故事，只是一个系列，一种非常随意的事件之选择，来自偶然，来自巧合，正如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的那样，它们没有其他意义，除我赋予它们的意义，这样我颇感兴趣。”
“我的那些主人公有点像堂吉诃德，都把自己当作是小说里的人物，但或许并没有小说。”
没有小说，没有故事，这是侯麦对自己电影的某种袒露。它是我们在挖掘电影中人物行为背后原因后又回到原点，但是挖掘和赋予影片意义的行为本身就是意义。那些无休无止的对话，精心安排过的看似平常的场景，以及似乎模糊的情节，都昭示着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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