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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末,福尔摩斯就“来到”了中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第六册至第九册刊登了由张坤德翻译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The Naval Treaty,今译《海军协定》),具体连载时间为1896年9月27日至10月27日。这不仅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篇福尔摩斯小说,也是中国引入的第一篇西方推理小说,从此中国读者开始认识“推理小说”这种崭新文体。
张坤德,浙江桐乡人,是中国近代翻译家。他翻译了当时欧洲最流行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他的译文比日本最早的福尔摩斯译作早了整整四年,距柯南.道尔发表该文仅仅过了不到三年。
在张坤德笔下,Sherlock Holmes被译为“歇洛克.呵尔唔斯”,Watson则译作“滑震”(如今国人熟悉的译名是在20世纪之后逐渐形成的)。
张坤德在翻译福尔摩斯小说时,不仅是将英文翻译成中国传统文言文,而且为了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对其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造:
第一,他将原著中以Watson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改成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全部改成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他还参考中国读者熟悉的“笔记小说”形式,特别备注“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表明故事的主角, 因此Watson在译文中只是一个普通角色,不再是故事的叙述者和记录者。
第二,他将原著中叙事结构由插叙改为顺叙。改译过的故事虽失去了原著设置的悬念,但更有利于中国读者理解。
第三,他对原著中一些“无关废话”进行删节。西方推理小说在叙述故事时经常会穿插一些与案件无关的,单纯为了表达人物性格和感慨的对话和心理活动,这在中国读者看来显得冗长和不易理解,因此他在翻译时对此进行了删节。
第四,他将标题“本土化”。西方小说习惯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作为题目,而中国传统小说则长期受章回体话本的影响,通常是以概括全文故事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因此张坤德将“The NavalTreaty"翻译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让读者一看便知这是一个侦破盗窃案的故事。当然对于推理小说而言,这种翻译方式很容易“标题剧透”,张坤德后来翻译的几篇福尔摩斯小说也有这个问题。
在《英包探勒盗密约案》发表之后的一年里,张埠德又相继翻译了三篇福尔摩斯小说,他的翻译方式也随着中国读者的认知程度不断调整,译文更忠实于原著,到他翻译最后一篇福尔摩斯小说《呵尔唔斯缉案被戕》( The Final Problem)时,他的备注变成了“译滑震笔记”,叙事也变为符合原著的Watson第一人称自述。
《英包探勒盗密约案》节选:
君记彼晚, 未饮安眠药 水否?”
攀日: “记未饮。
歇日: “幸甚,是晚彼必将此药水暗中加重、使君沉睡。不意君未饮此药,致事不成。然彼必尚思别法,我故使君离此屋,彼必谓又此极巧机会。 我又令安尼终日坐屋内,使彼白日不能动手。待安尼睡,彼谓即可取出。岂知我已在彼守候,致为我尚有见不到处否?”
滑日:“伊第一次, 何以必从窗人,如从门人,岂 不甚便?
歇日: “彼从门人, 则须通他人脉前,且被自草地人, 甚轻易也。”
攀说:“ 彼持刀,徒为撬窗用,非欲害我性命平?”
歇日:“当如是。 然如约瑟者,亦难言
译文:
你可能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
我问道。
“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
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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