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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古文八大家包括了苏轼、韩愈等文学大家，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他以豪放、玲珑的文学风格而闻名，作品充满了豪放、率真、无拘无束的个性。韩愈，字退之，号笑山先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儒学家、文学家。他提倡“近体诗”，主张以自然真情为创作基础，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大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坤（茅坤，明代散文家、藏书家）盖有所本也，然右书今不存，惟坤此集为世所传。我们探讨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为何有“八大家之首”的说法，可以试试去考镜源流。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宋八大家之名因何而来，唐宋八大家之首为韩愈的说法，概因何而来？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可见，在元末明初，就已有把这八个人放在一起的做法。
而具体以唐宋八大家来称呼这八位古文大家的，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此书辑录文章的顺序，是韩柳打头，三苏在后。
推韩愈为首的说法，考查到最早的出处，是《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
……然六艺之音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呼？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
从《原叙》中，便可看出，韩愈之于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首出而振之”，即是先驱开拓之功。
韩愈并非最先提出骈文有华而不实，辞藻浮靡之弊的人，在韩愈之前，如大家所熟知的初唐四杰中的王勃，便提出过相似意见。但改革文体、文风、语言，使其成为运动的，则是韩愈。古文运动当中，不但有着对古文本身的改革，还承载着复兴儒道的主张。
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坤（茅坤，明代散文家、藏书家）盖有所本也，然右书今不存，惟坤此集为世所传。我们探讨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为何有“八大家之首”的说法，可以试试去考镜源流。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宋八大家之名因何而来，唐宋八大家之首为韩愈的说法，概因何而来？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可见，在元末明初，就已有把这八个人放在一起的做法。
而具体以唐宋八大家来称呼这八位古文大家的，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此书辑录文章的顺序，是韩柳打头，三苏在后。
推韩愈为首的说法，考查到最早的出处，是《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
……然六艺之音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呼？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
从《原叙》中，便可看出，韩愈之于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首出而振之”，即是先驱开拓之功。
韩愈并非最先提出骈文有华而不实，辞藻浮靡之弊的人，在韩愈之前，如大家所熟知的初唐四杰中的王勃，便提出过相似意见。但改革文体、文风、语言，使其成为运动的，则是韩愈。古文运动当中，不但有着对古文本身的改革，还承载着复兴儒道的主张。
此间，韩愈提出或强调了“载道”、“明道”、“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等观点。
以这点看，韩愈为首，毫不为过。其对文学史乃至于当时的政治、思想都以古文运动为一个重要载体，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延续到了后世。欧阳修的运动便受其影响，并称唐宋古文运动。
而论及韩愈文本身，韩愈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古文高手。为此我们可从后世评价中窥见一些端倪，如苏洵“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等称赞，其余文章已有所表，便不在此赘述。
综上所述，从时间上看，韩愈为先驱；韩愈又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以及文章本身就做得一流，自然当得起一个“首”字。
这是综合因素致使的。当然，所谓唐宋八大家之首，只是一个说法，换个说法未必不可。况且论资排辈，有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当然，韩愈一般是排在首的，他也当得起。
但有时却不能迷信排位。比如《唐宋八大家文钞》，前面也说了，三苏排在最后，但实际上，论成就，三苏反而是宋代顶峰，应排在前面。
再如建安七子，我们先谈孔融，一是孔融辈分高，二是他也是一位先驱者。但《 文心雕龙》里又说了：
仲宣（王粲）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
因此在面对具体的对象时，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综合分析，而不能简单的一言以蔽之。
编辑于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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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
寂寞向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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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地位，苏轼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即使现在让苏轼看来，他也是赞同的。
苏轼也有直接写过韩愈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评价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能文能武，这就是韩愈。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这打破了从东汉到隋朝八个朝代六百年骈体文兴起发展的时期，骈体文多用对偶，文章华丽，重视音韵，但不实用，柳宗元说骈体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到中唐时期，韩愈又要对抗佛教和道教，骈体文不适合表达儒家思想，韩愈就借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叫古文。他的文章慷慨激昂，自然随意，一代文章大家。
并且韩愈在诗歌上也是大家，开创以文为诗。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引荐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扩大的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宋代的“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诗歌更接近散文的特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跟传统的诗歌不同。
在文章上与柳宗元开辟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与孟郊形成了“韩孟诗派”。韩愈的谥号是“文”，大家尊称为韩文公。韩愈在成名之后也大力支持后学之士。《新唐书》中评价是：“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成韩门弟子”。宋代的欧阳修也是，提携曾巩、苏轼，看到苏轼的文章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后来也有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不遗余力的提携后人，也是这几位大家共同的特质。
并且韩愈也是文人中的豪杰。唐宪宗时期，敢于谏迎佛骨被贬，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随裴度平淮西节度使叛乱，韩愈提议奇袭，自己率兵千人奇袭蔡州，但裴度没同意。但之后李愬同样提议奇袭，这回裴度同意了，然后李愬也成功了，取得平淮西的胜利。大家都为韩愈叫屈，但是韩愈并不在乎。之后撰写《平淮西碑》。
之后镇州兵变，韩愈当时担任兵部侍郎，代替朝廷前去军中宣抚，安抚军心，并且还要去化解镇州旁边的深州之围的重任。韩愈出发时，大家都觉得他很难回来了。当时的宰相元稹就说：“韩愈可惜”。因为在叛乱的藩镇是不怎么在乎天子的，去兵变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之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廷派颜真卿（就是那个大书法家）去平叛，不幸被俘，拒降后被杀。
唐穆宗当时在下旨之后也有些后悔，派人追上韩愈让他要审时度势，不要轻易深入，性命要紧。但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皇帝让他停止，这是对他的仁爱，但是即使送死也是臣子的道义和责任。韩愈深入虎穴，面对残暴的王廷凑，理直气壮，有胆有谋，有礼有节，不辱使命的完成了朝廷的任务。这种胆识和勇气不是随便哪个文人都有的。他以传统的儒家的道统来自任，代表了儒家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文学上开辟古文运动，以文为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政治地方都曾经为官，打过仗，深入虎穴完成重大军事使命。对于佛道这些跟儒家思想有干扰的思想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作为传统儒家“仕”的代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实践“仁义”。
韩柳是开风气者，古文运动的先驱者。
一洗魏晋以来骈散文重形式轻内容的艳丽文风，按苏轼的话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在此基础上，后世散文家基本没能再取得新的突破。其历史地位是不容质疑的。
从文章本身质量而言，韩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苏文行云流水，飘逸绝伦。各有优点。但在文人最重视的论道与论政两方面，韩愈有天然的优势，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而苏轼的政论强在角度新奇，总体质量上较韩愈为弱，也不能代表苏轼最高的文学成就。故也会影响其在后世儒家士子心目中的地位。
古有韩海苏潮之说，互文的手法，韩文如潮般浩荡，而苏才如海般渊博。因为苏轼，文章、诗、词、书、画全都是顶尖的，儒道释三家皆通，但单以文章而言，韩排在苏前是毫无问题的。
有理有据的说明这些歪门邪道只不过是“夷狄之人一法耳”，而且相信的只能招灾惹祸，伤财破家。
可惜很多人依然相信。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
《谏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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