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日前揭晓，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获奖，引发公众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关注。
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异常火热：成名已久的作家陆续推出力作，写中短篇小说的作家开始涉足长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曾以“井喷”一词形容长篇小说创作近况。
作家缘何热衷于写长篇小说？茅奖获奖作品给当下小说创作带来哪些启示和思考？
用大容量盛放生命体验
莫言谈及长篇小说时，用了四个“度”——高度、长度、密度、难度，认为这正是长篇小说文体的标志和特殊性。长篇小说的大容量要求作家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生活积累。
作家陈彦在《主角》后记中讲述了自己创作这部大部头作品背后的故事。他在剧团工作了近30年，与各类“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有时一想起他们的行止，就会突然兴趣盎然。甚至有一种生命激扬与亢奋感。”陈彦对戏剧舞台非常熟悉，积累了几十年的幕后工作经验，这些深厚的生活积淀在他创作长篇小说《主角》时一泻千里般地涌流出来。
“随着年龄增大，积累的写作资源变得丰富，不用长篇小说这种样式来写，很多资源会浪费。”作家周大新说。他在中年之后就将创作的重心转向了长篇小说创作，目前已经写了9部、11卷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容量大，表现在其中的生活内容可以跨越阔大的时空，能把自己一个时期想写的东西都写出来，特别是能把自己对某一个生活领域的思考都呈现出来。”
以来，每年都有近万部左右长篇小说问世。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创作群体的积极投入，是长篇小说趋热的内因：“一些生活积累丰厚、艺术造诣深厚的小说名家，基本上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一些中青年作家经过多年的人生与艺术的双向历练，也开始介入长篇小说创作。
去年，90多岁的军旅作家徐怀中推出力作《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千里挺近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三个人和一匹马的故事，带领读者再次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77岁的冯骥才在沉淀了几十年后写出《单筒望远镜》，以他最熟悉的天津为背景，叙写了一段19世纪的异国情缘。徐则臣、付秀莹、石一枫、李宏伟、笛安等作家也充分关注到时代的热点和焦点。
七零后实力显露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70后”作家付秀莹在积累十多年之后，分别于和今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陌上》《他乡》。她说：“相对于中短篇创作，长篇小说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作家要有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和驾驭能力，要有面对庞杂生活经验强大的吐纳能力，还要有以血为墨的勇气、旺盛的精力和丰沛的激情。”
“70后”作家是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一代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时代中成长起来的“70后”作家，正用笔尖记录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与人。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经历传统与现代的时代嬗变中，他们的创作充满个性体验的思考。
近年来“70后”一代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果值得关注。徐则臣的《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为中心，拉开百年历史的宏大视野，串联起数个家庭不同人物的抉择与坚守；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以一位警察与两名逃犯跨越30年的故事，表达出大时代的褶皱中小人物的呐喊和喘息。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洪流在字里行间交汇碰撞，凝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议题，展现出作家从容的写作耐心和强大的叙事能力，暗藏着他们书写历史的雄心。在个人化的视角里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与精神的含量，显示出“70后”作家在创作上的新变与成长。
扎根现实与时代同呼吸
长篇小说的题材容量大、时空跨度长、刻画人物多，注定要与现实生活产生更密切的关联。近两年来，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丰富多样，写法百花齐放，其中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质感和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受到格外关注。
孙惠芬的《寻找张展》、韩少功的《修改过程》、陈彦的《主角》、葛水平的《活水》以独到的视角反映了40余年来社会转型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转机，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
梁晓声的《人世间》以北方某省城共乐区为背景，书写普通家庭的小人物50年间生活的变迁。细腻丰富的细节，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让读者看到了作家梁晓声受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与几十年坚持不变的艺术情怀。
现实主义作品日益多元化，作家对现实的描写更加深入。李洱的《应物兄》描写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体验与精神轨迹。刘亮程的《捎话》用人语、驴叫、风声编织出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但立足的依然是现实问题。
以乡村脱贫振兴和城市改革深化为主题的创作，一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薄弱环节。长篇小说在此方面有所探索，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经山海》《海边春秋》《战国红》，以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较好结合，讲述了精彩的中国故事，传递了昂扬的中国精神，令人欣喜。
教育、医疗、养老等与个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主题是长篇小说关注的重点。刘庆邦的《黑白男女》、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张柠的《三城记》等都试图以文学的方式破解现实中的焦虑。
长篇小说作为文学重镇，主动回应时代，艺术地记录历史和现实的声音，正推动中国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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